​“小太宗”历史真相：唐宣宗李枕在历史上的地位，被严重高估了

“小太宗”历史真相：唐宣宗李枕在历史上的地位，被严重高估了

大唐王朝的晚期是一个大起大落的乱世。繁华在顷刻间化为尘土，君王如过眼云烟般易主更替。在这混乱的滚滚红尘中，有一位皇帝却被官方史书塑造为"小太宗"的形象，即唐宣宗李忱。然而，当我们撕开那层华丽神话般的外衣，探究其真实的一生和统治，会发现这个头衔未免有些虚名了。

李忱其实并非李唐王朝的中心血脉。他出生于东宫时，其长兄李纯已是皇帝了，父亲宪宗只是个有名无实的退位皇帝。于是李忱注定成为一个皇族边缘人物，在宫廷中游离飘荡。更糟的是，他的生母还只是一个低微妾侍的身份，这给他带来了更多不利的处境。

幼年的李忱或许并不认识到自己的悲惨命运。但当他成年之后，三个皇帝侄子相继登基，对这个同龄的皇叔可就没啥好脸色了。史书上记载，李怡(李忱的小名)是个沉默寡言的木讷之人，可能是为了应对艰难的生存环境。然而对于武宗李炎来说，这种性情不啻于一种犯忌。传说他曾下令将李怡囚禁粪池，幸亏被一名宦官暗中所救。这个故事的真伪已无从查考，但李怡在几代侄子执政期间遭受的危险处境却是实实在在的。

846年，武宗驾崩，宦官马元贽等人以李怡待遇最为卑微、性格最为懦弱为由，拥立他为帝。马元贽等人心中，李怡定是个傀儡皇帝，随意可摆布。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李怡登基后，立刻展现出对立武宗政策的决心。权相李德裕遭到贬斥，其党羽尽数被黜。与此同时，佛教重新获得恢复，道教却遭到迫害。整个朝政彻底作出大转折。

就这样，皇族边缘的李怡变身为唐宣宗，开启了他13年的统治。宣宗对待武宗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切都怀有强烈的"反骨"。与其说是出于私怨，倒不如说他想在政策理念上与武宗朝划清界限，从而彰显自己的正统性。终其一生，他都在精心雕琢一个"拨乱反正""继承宪宗遗志"的形象，以此来巩固自己皇位的合法性。

然而，事实上宣宗的做法并非拨乱反正，而是导致了国家政策的一次严重的倒退。武宗时期佛教剥夺过多，宣宗朝则矫枉过正，重新给予教会土地和特权。这不啻于经济政策的大转弯，必然加剧国家财政的赤字危机。与之呼应的，还有武宗时期裁汰冗官的措施遭到彻底废止，朝廷官员膨胀到空前规模。

不仅如此，宣宗在人事任免上也缺乏明智远见。傀儡宰相辈出，有才之士反而被视为眼中钉。身为朝野上下，连容身之地都尚且未有的奇才李德裕，就这样遭到了一波三折的贬斥，最后客死他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身份尊贵却多才多艺的宗室子弟得到全面重用。

宣宗的这一做法耐人寻味。对于正统性的执著，盲目地使他投身于与武宗朝割裂，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用老一套的世家门阀去反覆操作。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只学有馀而无取的门阀子弟们并未给朝局带来多大建树。最终，晚唐两大顽疾——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在宣宗朝照旧发展，丝毫未被根治。

诚然，宣宗不无自己的一套小手腕。他热衷于微服私访民间，直接与基层官吏打交道。他极尽供养、体恤百姓的形式主义美德，在朝野间谋求一种"民间好皇帝"的美名。细枝末节，宣宗看得极细;而核心问题，他处理得则颇为马虎。

倒不如说，宣宗之所以被官方史书推崇为"小太宗"，正是因为这种小智小勇而招徕了士大夫阶层的认同。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将宣宗吹捧为"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这番话极尽媚上之能事，却也掩盖了宣宗统治中的重大缺陷和疏漏。

其实，宣宗最大的能耐，就是驾驭朝野阶层、平衡权力斗争的帝王手腕，堪称一代善于用权的君主了。他坚持亲力亲为的作风，绝不将国家权柄旁落于他人。对宰相和重臣们都是威慑恐吓，以期服从听命于他。

一方面，宣宗唯恐新宰相一上任便跷蹊横行，专权独揽。因此他施加重重约束:不仅严格要求宰相只听命于他，就连宰相长子的任命也要他亲自点头。另一方面，宣宗又不遗余力地打击汹汹蠢蠢的宦官集团，以期消弭其统治威胁

宣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朝野上下的权力分子都旗帜鲜明地加以牵制。或许正是这种处处设防、步步为营的小心谨慎，最终使他在位期间保住了明君的虚名。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宣宗这种囿于自身、不思进取的统治理念，同样阻碍了国家朝气蓬勃的发展。权力的高度集中化、熟人主义的用人方针，注定了宣宗朝只能是一副家家有本难念的科场文风。即便给予宣宗"小太宗"的恭维之词，也不过是在吹捧他坚持那些基本君德和皇家礼数而已。

相比之下，身为晚唐第一号权相的李德裕在位时期，虽然也未能扭转大局，但政绩确实要高出宣宗一筹。灭佛、平藩、击败回鹘等，李德裕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可惜好景不长，一朝英雄一时贬，只因宣宗的私怨而遭重重打击。这不啻是宣宗统治最大的遗憾和失误之一。

与宣宗相比，李德裕对国家前途有着更为远大的眼光。他上书力陈宗室日渐式微、国力渐趋衰落的危机，提出了针对性的改革方案。只可惜宣宗视而不见，最终导致这些主张无疾而终。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德裕的确是宣宗难以企及的"一代名相"。

不过，即便是在宣宗面前这样的人物，也只能止步于此。毕竟国家的前景已经越来越黯淡无光，即便是个中才干出众之人，也很难有所作为。历史如此，便是注定宣宗朝只能止步于回光返照而无力改变大势了。

大中年间，除了那些张扬在外的权力斗争之外，国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宣宗政策的矫正虽存在弊端，但也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比如吐蕃势力的克制、边疆的稳固、经济的短暂复苏等等。这使得后世官方和一些史家对宣宗评价极高，以"大中之治"、"小太宗"之类的美名予以包装。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宣宗朝的局部好转不过是大唐覆灭前的最后回光返照而已。且不说他本人缺乏驭乱扶摇的智慧和决心，单单是那些遗留问题就足以将大唐拖入深渊。举凡宦官窃权、节度使割据、农民暴动、吐蕃觊觎，这一切在宣宗治世的最后几年里都开始了爆发的前奏。

比如，大中十年(856)起，江西、广州等地的藩镇叛乱就接二连三地爆发了。更为严重的是，从大中十二年开始，宦官南衙北司的内斗彻底白热化，皇权出现了严重的真空。随着宣宗于大中十三年(859)含恨离世，内阁和枢密使之间的权力之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不久，宦官发动政变，诈立懿宗李温，把宣宗遗嘱推举的嫡长子夔王李滋排挤出局。这场权力更迭，标志着大唐王朝走向了穷途末路。从此，李唐一门的皇统就彻底断绝了。留给宣宗的，只有虚名一个"小太宗"的头衔了。

事实上，对宣宗的这一称号，在历史上就存在着一些非议。宋人范祖禹就曾毫不客气地评论说，宣宗顶多只是一个"县令之才"。这虽然过于贬低了宣宗，但也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了一些实情。

宣宗治下大部分时间都在应对和驾驭朝野权贵们的斗争，根本没有精力干些纲举目张的大事。因此他只能将目光投向基层，将小节小礼加以雕琢，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为君之道"。不能否认，他对民脂民膏确有几分体恤，但又缺乏高瞻远瞩的家国大计。

我们不能因为宣宗在小节小事上的用心良苦，就给予他过多的美誉和包装。一代英明君主，更应该凭借睿智远见和理念创新来彰显自己的独特之处。从这一点看，宣宗确实还有很大的不足。

他的理念陈旧保守，缺乏新意;他的作风孤傲自是，鲜有容人;他的手腕狡黠世故，却罕施大计。诚如王夫之所说:"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宣宗统治的大中年间，国力虽未尽衰，但病根已经在这个时期开始生发蔓延了。

举例来说，宣宗对待宦官的做法颇有掣肘之嫌。他极力想遏制宦官权力的扩张，但所用只是那些阙补闲暇、疏离权贵的老一套了。对于如何根治这一祸患，他确实是无计可施。结果，宦官依旧保有了重重府马、骁骑禁军，成为皇权前途的最大隐患。

不仅如此，宦官和朝野大臣之间的矛盾在宣宗治世也渐趋白热化。著名的"南衙北司之争"就是这场暗潮涌动的最佳注脚。宣宗本人对此也是熟视无睹，最终导致了懿宗继位后政变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宣宗不啻于给懿宗朝埋下了一颗祸根。

另一个无法根治的顽疾，就是藩镇割据。宣宗虽然一开始试图遏制外藩的离心离德，但收效甚微。大中年间，西北军阀入主河湟地区，东南沿海诸藩也纷纷谋反作乱。尽管在宣宗手中，这些叛乱尚且得到一定的平定，但只要朝纲从一时解体，这些藩镇就必将重新兴风作浪。

这其中固然有宣宗个人无能扛鼎的因素，但更根本的还是朝野阶层失控、权力高度集中、地方自治意识高涨等等深层矛盾在作祟。宣宗手中的这根烧火棍，实在太过火热，他只能暂时遏制住火势，却无法从根本上扑灭它。

所以，让我们不要被"大中之治"的虚名所蒙蔽。宣宗朝的好景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触及大唐病根。可以说，宣宗是一代迷惘的帝王，他缺乏决心彻底革故鼎新，也无力遏制王朝的无可挽回的衰落趋势。

宣宗治世的根本矛盾，在于他既不具备完全复兴王朝的干料，又不甘心坐视王朝的彻底瓦解。因此他的政策前足一蹶后足一跄，始终无法拿捏准确分寸。最终，不仅没有遏制住衰朽的大潮，反而在其位13载之久的统治中埋下了无数祸根，为王朝的灭亡盖棺定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宣宗实在不够资格被冠以"小太宗"的美名。他更像是一位犹疑不决、踌躇满志的昙华一现而已。如果非要给他一个更恰当的评价，或许"昙花皇帝"会更加贴切些。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宣宗的种种缺陷就对他百般贬低。毕竟，身陷大潮而无力回天的命运，并非他一人所能决定的。我们姑且承认，宣宗在一些微小的节度治理上的确做出了一些努力，比如聘用贤能、体察民情等。虽然这些做法效果平平，但他的用心是值得被肯定的。

更何况，历史进程并不是一朝建树就能完全扭转的。大唐王朝的衰落已是注定，即便宣宗身怀奇才绝伦的胆略，也未必能有多大作为。

总的来说，唐宣宗李忱虽然并非史书所吹捧的"贤明英主"，但他的性格和处世哲学又未尽如此简单和肤浅。他是一位集体的、矛盾的、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