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四次大规模通货膨胀（之二）1945~1949的中国

近代史上的四次大规模通货膨胀（之二）1945~1949的中国

1945~1949的中国

通货膨胀的历史背景

战争初期的通货膨胀(1937- -1939年)

一、日本侵略对中国物价的影响

在中国，恶性通货膨胀的起因是与对H战争所造成的异常情况分不开的。1937年北平陷落，8 月间中国政府迁都汉口、在这短短数月中，中国农、工生产富庶之区被敌人所攫取，内地与最重要的港口上海的联系亦被割断。之后，日本遂采取了水陆双管齐下、劉断中国对外交通、封锁中国内地的战略。1988年10月先后侵占 了广州和议口，到该年底，日寇遂占有了中国土地的1/3，农业生产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

1939年，日军在华南发动新的攻势，其目的在于破坏中国与印度支那之间的交通。该年11月南宁被占;同时，日军又在华中沿着长江发动扇形攻势，以图最后切断重庆与华东各省的联系。沿海各地的丧失，对中国的经济立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化学产品、五金、电器以及其他从沿海各省输入或生产的商品价格都开始突飞猛涨;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导致着物价总水平的上升。1938年后期，广州和汉口的相继沦陷，造成当时的进口商品的价格猛涨了72%；其后日军每一次的进攻、封锁，都使中国的物价因之而上涨一次。详见下表：

与此相反，当地产品主要是粮食和原料，由于1938年夏率四川省大丰收，其价格却较战前约低6 %;但在1939年，这类产品却随着通货膨胀总的发展趋势而开始上升。由于日本的军事行动，造成中国工业品的奇缺，从而迫使物价猛涨。此外，由于受到敌人威胁地区的人民大批逃往中国内地，这更在粮食和衣着品的需婴方面增加了对物价的压力。

二、政府收支入不敷出

中国的猛烈通货膨胀，除了是由于日本侵略所造成以外，还有其国内的肇因。

当日本向中国进攻时，国民政府宣称将发动全面抗战,而未顾及到全面战争会造成什么样的通货膨胀的后果。它们对战时财政问题的解决，只寄望于企体人民的自感为国捐输以及从友邦得到财政和军事，上的援助。战争- -开始，就号召人民认购救国公债，并向美、英、苏政府发出呼吁(苏联政府首先响应，美国政府乃效法于后)

1938年后期，国民政府推行一面抵抗-~面建设的方针政策。政府曾注意到发展内地的工业和交通。以铁路而论，中国后方所掌操者仅为全程的1/10。工业和交通的开发，使政府的支出，于1937 到1939年期间约增33%之多。在抗战之初。政府没有采取真正增加收入的措施来应付不断增加的开支。华东主要税源地区丧失，结果1939年的收人比战前水平降低63%,而政府收支不敷之数则高达1/3强。

详见下表:

在抗战初期，政府计划用传统政策手段渡过难关，即：行公债与增发钞票。以长期论，政府乃希望取得外援以振兴经济。在1937年年底政府发行了五亿元的国民自由公债，但认购者仅及其半;盖在大战爆发之前，政府过量地发行公债，使公众对政府的债券已丧失信心，而银行界接纳公债的能量已达到了饱和点。1938年， 政府公债发行量为十四亿五千万元，而由公众认购者仅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元; 1939年其情况亦复如此。财政部被迫放弃它原以为人民凭其爱国热忱一定会给以支持的信念，而不得不乞灵于印发钞票或偶尔抛售外汇以弥补财政收支的不足。1937年到1 938年，国库赤字有40%是用出售外汇和认购公债弥补的。在此时期，增发货币相对地说尚属綬慢。可是，到了1939年，由于中央银行的外币储备已消耗殆尽，对出售外汇严加限制，至于公债之出售为数尤为微乎其微。1938年6月以后，法币的流通量增加了148%，已达二十五亿六千万元。在中国，政府只重视对于增加支出的筹措，却忽视对新的收入财源的开辟，从而开足了膨胀通货的马力。迟至1937年底，才开始实行公司所得税和超额利润。这对整个国家财政来说，真是微不足道。1980年初， 政府固然半心半意地实行了对日用必需品的限价，以及禁止对某些重要物资的囤积居奇，但却毫无效果。实际上,在抗战之初,对于收入财源丧失以及由于收支不敷而造成通货膨胀恶果都抱着消极地听之任之的态度。政府对于国防的开支、新工业的筹划以及行政效率等也都没能从收入减少这- -事实来深思远虑;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节流”措施。直到1938年底，广州、汉口相继失守后，才逐渐感到有在财政.上实行节约开支政策的必要。至此，才开始觉悟到对于冷酷的通货膨胀问题必须加以认真探讨，而不能仅靠国民的一时爱国热忱，而国人也都开始为政府的财政情况担忧。

蒋氏(介石)，以战前的货币稳定情况为依据，过于自信有能力克服战时经济中所出现的财政困难。而政府大员们又被中国传统信念和现代独裁思想相合并起来的奇怪逻辑所支配，即:“有土斯有财” 和“只要有绝对权威，什么东西都会有”。因为国民政府统治着半个中国，就必大有其财源;因为国民政府操有绝对权力，法币就必定能够控制真正为战事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同时，政府还十分乐观，认为外援不久即将源源而来。由于政府抱着这种不现实的观念，其所拟订的长期抗战计划，便忽视了中国的经济潜力和政府财政不健，康的情况。于是人不敷出日甚一日，通货膨胀越来越普遍化，以致在战争后期，中国的经济已濒于崩溃之境。

三.银行信贷的扩张

在中国，发展内地的工、矿、农等业的资企奇缺。战前，中国的银行业集中于华东沿海各省市,特别是上海，供给内地资金的钱庄业多依靠上海的银行界的支助。当上海被日军包围后,这种银行结构便打破了旧有的形式，而供应内地信贷的来源亦被割断。这样，为内地提供信贷的责任在中央银行以及其他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的身上。为符合抗战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政府乃于1939年采取了向私人企业提供信贷的应变措施。1937年国家银行向私营工商业数额为一十四亿七千-百万元，1930年则达 二十五亿七千八百万元。这项政策，在抗战初期，对工业能力的增长，确曾发生了鼓励作用。然而，当资本的供应被日本的侵犯而受到严重削臧之际，信贷扩张便成了造成通货膨胀的有力因素。尽管日本入侵后，银行存款马上下降，但国家银行对私的贷款仍用充分的底款。

1937、 1938、 1939年的情况见下表：

私营企业贷款与银行存款之间的对比关系，1937年底为66%,1938年床为28%,1939年底为54%。由于发行钞票以满足生产者对于借款的需要，是国家银行战事活动的特征，私人银行业务与此无关。对政府的垫款和对工业的贷款的增加是导致发行大量新货币的双层推动力，1939年以后更加如此。1939年以后，政府改采鼓励扩张私方信贷的方针，这不久便吮吸了政府银行的存款。对政府的垫款此时几乎完全由发行新钞米支应。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超过银行存款，其结果则是银行界的流动资产减少，而以增加发行钞票的需要作为支应预算赤字的手段。

四、货币战与外汇汇率

日军侵占华北之后，为了控制现存的金融机构，便另设立了一些傀儡银行，发行各种各样的钞票。1937年12月 成立蒙疆银行，1938年在天津成立中央联合准备银行，两年之后又在南京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各该行都发行自己的钞票。此外，还有两种钞票，一为军用票，- . 为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的华兴。(当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后，军用票便收回)。华兴券之发行，其主要企图是借此在上海市场来套取中国政府的外汇。除军用票外，各傀儡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在1937年12月为五千万元，到I 939年底即增至近五亿五千万元。详见下表;

通过在占领区成立的各金融机构，日本便开展了对中国的货币战。它们把法币驱逐至内地，以加深通货膨胀的压力;努力袭击上海外汇市场以贬低法币的对外价值。在抗战初期，综观造成通货膨胀的各种力量，日本所采用的上述手段尚属次要。

至于对外汇汇率的影响，尚须加以研讨。在战争爆发后的半年之内，中国政府仍遵守1935年货币改革方案的规定,按照固定的汇率无限制地出售外汇;盖政府衮衮诸公对于施行管理外汇的能力，自己缺乏信心，并恐在中国的外商把此举误解是干涉他们商务。于是，政府便与外商银行成立“君子协定”维持汇率，防止资金外逃。外币的远期买卖，-律停止;同时，财政当局相信(人民)爱国热诚足以阻止抢购外汇转存国外以求安全之风。直至1938年8月法币汇率实际上无大变动，详见下表:

1938年8月14日,中央银行对于外币的购买,实行全面控制，以致该年底法币的对外价值贬低87%。1939年 初日本成立华兴银行，极力以之夺占上海外汇市场。但于两个月之后，中央银行与英商齐银行共商稳定法币对外价值之策，于是成立“中英平谁基金”维持上海和香港的外汇市场。由于法币可以兑换外币，而各傀儡银行的钞票则无此能力，以致后者在天津和上海为外国银行所拒用。日本的破坏战术，虽然使法币的汇率受了很大的影响，但从1938年中直到1939年底这一期间，中国政府则成功地避免了汇率无控制地上涨。

口总数之半定居于中国后方。乍一看，这种消费人口的增加，对通货膨胀的意义将被认为要比政府开支和投资等需要的压力更大;因为后两种需要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是关系不大的。然而,中国战前的农产品产量55%到60%是在中国的各省所生产的;1938年和1939年，又都是大丰收之年，而逃往内地的人口是在三年之间逐渐流入的。在其他两种需要因素中，战争爆发后的前六个月，是以政府赤字为主，至于信贷扩张，乃是在1938年中季政府采取极端自由信贷政策之后，才开始重要起来。供给总量的下降以及生产力资源的相当内移和投资的用款，遂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要素。就货币方面而论，预算的亏缺和信贷的扩张造成了通货供给方面的大量增加。详见下表:

在抗战的头一年，钞票发行颊落后千政府的赤字额。两者的差额，一部分是由于政府出售了相当巨额的外汇和公债，抵销了1937到1938年政府赤字的1/3;另一部分是由于当战争刚一爆发时，政府银行手中掌握有相当的游资。可是，在1038年的后半年到1939年的全年，由下扩张对私营企业的信贷，新的货币发行额遂与政府赤字相接近。讲到此,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的货币流通颛大于钞票发行额的增加。同时冉千华东各省的逃难者以及在华北各地的居民，于法币停止使用后，把法币转移到后方，而使通货流通额更为加剧。由供给减少而形成的物资缺乏，以及政府和私营企业的需要增加使某些特殊的资本货物和工业原料的情况最为严重。但粮食类的价格在1937和1939两年内涨势较为缓慢。这说明，在这段时间里，政府的需要量尚未超过供给量。政府在其余方面的需要以及对整个投资的需要都集中于资本货物，以致这类物品的价格，涨势猛烈。参见1937到1039年外汇汇率与国内价格水平表，即可看出进口价格的上涨比其他价格都为迅速。进口价格必然反作用于外汇汇率以及国内的供需关系。1938年中期及1939年年底，汇率的上涨大大快于国内物价。由于日本实行货币战以及上海资金外逃，结果，使中国政府难以把汇率的变动与国内物价的变动相- -致起来。然而，除了在这两段时间之外，汇率的上涨都较其他价格为缨慢，而且也不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源。由此可见，在战争的头几年，很明显价格上涨的大多数是工业原料和制成品，而农产品对于全面的通货膨胀的趋势，其作用是迟缓的。进口物品和工业生产能力的丧失，政府的人不抵触，对私营企业信贷的扩张等都对物价上涨发生重大的影响。任临近首线各省的消费者需要的逐渐增加，以及外汇汇率的两次重大变化，促使通货膨胀的各基本因素所发生的影响，更趋猛烈。

六、稳定通货的力量

国民经济对通货膨胀压力的反应之所以相对地迟缓，是由于许多情况所造成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中国的经济基础绝大部分是在内地的农村，其对于通货膨胀刺激的反应远不如城市之灵敏。在沿海n岸落于政手之后，中国开始修筑了另外几条通往国外的交通线，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为滇越路和滇缅公路。虽然如此，中国的通货膨胀进展之所以不快，尚有更重要的理出。基本上讲，在战时通货膨胀期间，物价上涨率是决定于三个因素:消费品的供应被战争情况所扰乱的程度;消费者的收入对生活费上涨和增发新的支付手段的攸感;公众的消费倾向，即总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关系。兹将这三种因素分别研讨如下:首先,在战争发生后的头两年,虽然华东各省先后陷于敌手，政府和投资对总产品的需要有所增加，但在中国后方的消费品的供给并没有多大的减少。结果，生活费指数的上升比起产品价格的上涨还是缓慢的。日军的占领虽然严重地阻碍了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对中国后方的供给，但战争一开始时，沿海各地的商民就把衣着品和其他消费品大最转运内地。这些存货对进口品价格的上涨起了缓和作用。在逃难者涌进的地方，居住之处虽然不足，但这一现象绝非普遍;何况一般中国人都是随处可以安身的，所以住房费用也未突增。以最重要的食品而论，由于中国的丰收，其供给量是相当充足的。从物价增长的观点而论，从沿海城市移居内地的乡村，反倒成为一件大好事了。政府支出在市场总需要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太大。据估计1936年中央政府的总支出不超过全国总产量的5%。1938年政府支出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2%。(丧失给日本的50%的生产能力不计算在内。) 1939年政府 支出占全国总产量降到9 %。此外，政府开支的大部分以及企部投资都集中于一些特殊资本财方面。中国军队的给养分散全国各地,而又值丰收之年,所以这便不成为主要问题了。由于对军队和政府建设工人的给养而造成食粮的缺乏者，只限于交通不便的几个特别地区。例如，修建滇缅路时的情况即是如此。政府和私人在内地的投资活动造成对L业劳动者的需要，但由于种种理由，对于农业劳动力的供给仅发生了极其微小的影响。首先，政府有准备地帮助大批的工厂领班和工人从沿海各工业中心撒退到后方发展工业。据经济部估计，到1940年底， 有五十万有经验的产业工人来到中国后方安家落户。所以变农业工人为工业工人的问题是不关重要的。政府在前线附近地方的征兵也使工人的缺乏地区化。最后，向中国后方的逃难以及在农业方面的高度就业不足都减轻了政府和工业方面对农民的需要上的影响。再有，战事生产工作的努力是集中在农村;机器设备、技术工人，由战前的工业区买来的产品在农村都有所增添，这就提供了原先未料到的一些好处。

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使物价稳定的第二个主要力量是，各类主要消费者们收入慢慢地造应了生活费的增高和货币供給量的增加。由于战时政府的投资增加所造成的初期物价上涨常常造成在收入分配上有利于商人、厂主或资本财的所有者或生产者的转变。其他类的收入者---工资收入者和薪金收入者当时尚未来得及认识到这种实际收入所受到的损失,虽然最终可能会采用多少带点强硬性的讨价还价的方法来提高工资。消费者、政府和工业界当时暂竞相保有在国民经济总资源中的各自份额，f 是促成物价进一步上涨，这一过程导致了为一般人所熟悉的1资-价格的循环性上升。果如我们所料，中国的I资调整未能像I业高度发达国家那样与生活费完全相-一致。这并不表示是中国工人缺乏讨价还价力量的结果。中国工资上涨之迟缓，其主要現由乃是中国工人的爱园热忱节制了他们对消费品的需要。对于衡量生活费上涨的准确方法缺乏知识，也是原因之一。在战争的头几年，关于工资落后于生活费的信息可谓绝无仅有。关于.四川的农业工人干1938年和1939两年，其工钱的上涨是快于生活费的，当时 是有所传闻的。然而，这在整个中国后方井没有代表性，因为征兵、大批苦力使用f建筑工程、征用农民从$背挑负运工作等在四川是比在其他各省为甚的。在中.国还有其他几类收入缵加以考虑的。因为中国绝大部分的消费人口还包括小自耕农，农民对农产品的讨价对于消费者收入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离市场远而无知，农民对于他们所付给工业品的高价的反应是不快的。由此可知，在战争的初阶段中，工资、薪金、农业收入者的收入必定落后于价格总水平。这第三种的农民迟蚀本性，只是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才逐渐有所克服。在战争的头十八个月，人们的消费习性为旨在储榄而增加对货币的循环所抑制。在战局所产生的不稳定的气氛下，货币变成保存财富的最方便、最安全的方式，以致在公众方面产生了一个把资财保持干具(流功性的基金的普迎行动。对货币的偏爱，直到肝众开始认识到通货贬值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才行改变。储藏货币，有的是由商界消息灵通人士于1938年3月汇价突然降低时所造成的.但是外汇汇率任其后的六个月中是比较稳定的，以致藏币之风自然不止。然而，1938年10月间广州、武汉相继沦丧，1939年 初中国军事形势大为逆转，几此种种，使内地物价上涨，对货币丧失信心，在各城市中，遂舍弃储藏货币，而竞相囤积货物。在比较偏辩省份，藏币之风犹在继续。该地农民一向是无钱购买工业品的。结果，当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工业产品不再出现于市面，农民所多得到的货币收人就只好储藏起来以各将米之用。所以，在战争发生后的一段时期内，货币流入私人储成者之手，这是解救对消费品需要的压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以上:所述可知，中国的通货膨胀之所以发展缓慢，是由三个重要的“落后”所造成的，即，食品和游费品的成本“落后”千物价总水平;工资、新体和农业收入“落后”于食品和消费品的成本;消费者的支出“落后”于收入。所有这三个“落后”，大部分是中国的战时经济主要以农村为基础的结果。这三个“落后”的各自属因可以概括如下: (1)细察孤处内地的中国后方，由于沿海地区沦于敌手而引起的生产丧失和进口减少，对于内地总产量可供满足消费者的正常需要所发生的关系不大。再者，政府和投资當要的增加对国民经济的压力，虽然与资本财的可供景的关系很大，但与中国的消费品总产量的关系却很小，特别在两年农业丰收之后更是如此。于是，消费品的供给并术受到重大的破坏，生活费的增加也是很有限的。大量起缓冲作用的工业消费品存货，在战争开始后向内地的转移，在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上，也有很大作用。(2) 工资、薪体、农业收入大部分决定于农产品价格，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没有工业品的快。政府维持外汇汇率的政策有助于公众对战争初期货币的信心。在这一时期内，消费者对流动性的普遍愿望，可以从储藏货币之风充分表现出来。还应有所注意的一点是， 在缺少集中市场的农村经济条件下，商品的囤积居奇原属不易进行的。

（未完待续）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Sih, Paul K.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