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亲历者口述（18）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到广州弃守（上）

抗战亲历者口述（18）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到广州弃守（上）

李洁之——1900年生，字廉贞，广东兴宁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将总监，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

1942年，任第七战区军粮计核委员会中将副主任，第七战区高参室中将高参。1994年1月26日，病逝于广州。

李洁之旧照

1936年7月间，从陈济棠集团中分化出来的第1军军长余汉谋，在赣南通电就任南京委派的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州绥靖主任职务，回师广东，压迫陈济棠下野。此后两年多（在广州沦陷前），余一直驻守广州。

不过，那时蒋介石已基本上控制了广东的党政军大权，余汉谋这个第四路军总司令，不仅不能像陈济棠当权时那样干预党政，甚至连对自己部队的指挥布置，也不容易当家做主。

余汉谋也知道，自己过去与蒋介石毫无渊源，在国民党内又没有什么派系可作奥援（黄慕松奉派当粤主席时，因与余有师生关系，还多少可替余说话，黄死后，余就更感孤立了）。

因此，他在和自己的亲近干部谈话中，经常流露出当小媳妇的悲哀心情。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同蒋阿拉（指蒋介石）做伙计，没有自己的本钱（意即实力）是不行的；对于自己的职务，过于负责也是不行的。”

余汉谋在这两年多期间，正是拿这两句话作为指导思想，小心翼翼地和蒋介石打交道。一方面，他念念不忘尽可能保持部队实力；另一方面，为了应付环境，免触蒋介石的猜忌，他表面上唯唯诺诺，凡事请示遵办，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余汉谋回师广州一年后，便发生七七事变，以后又一年多，广州便沦陷了（1938年）。

余汉谋部队放弃广州之役，一般称为惠（惠州）广（广州）战役，一共只打了九天（由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至21日我军撤出广州市区止），是国民党军队又一次弃城失地的败仗之一。

蒋介石是最高统帅，固然要负其责，而余汉谋身为防守军的总司令，具体负责主持这一战役，事实上也难辞其咎。

笔者过去与余汉谋是多年的袍泽，余回师驱陈后，就一直参加他的核心活动，先后担任广东省会警察局局长和第四战区兵站总监。

现在，根据个人回忆，把这一段两年多时间的蒋、余矛盾内幕和广州弃守的实况叙述如下：

陈济棠被迫下野，“西南”五年多来的半独立局面从此瓦解，余汉谋的倒戈，对蒋介石统一广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为了酬庸余汉谋的劳绩和收拾第1集团军将士的军心，当然要对余汉谋有所敷衍和借重，但是，蒋对于非嫡系而又长期和自己对抗过的广东部队，是绝不会加以信赖的。

余汉谋于1936年7月23日，由韶关抵达广州，蒋当时即派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防空学校校长黄镇球和余同来。过了两天，陈诚也衔蒋命飞穗布置“委员长广州行营”。

那时候，广西李、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蒋借口准备对桂省用兵，首先就把嫡系部队如第25军万耀煌所部的第13师、孙元良的第18师先后调到广东，以后，又调来罗卓英的第18军的三个师，驻扎在粤汉路南段和广州石龙虎门这条大动脉上，并派罗卓英为粤汉路警备司令（七七抗战后才把罗部调走）。

这些军事措施，对余汉谋的第四路军起监视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8月11日，蒋介石抵达广州，直至9月底，才返回南京。在这一个多月时间中，蒋亲自指挥布置，加强了对广东党、政、军三方面的控制。

在党务工作方面，蒋把实权交给了以曾养甫为首的CC系（曾为广东党务特派员之一），CC成员谌小岑和余俊贤分别被安排为省、市党部书记长；

在改组政府方面，蒋以黄慕松代替林云陔为广东省府主席，并以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此外，蒋还直接安排广东省九个行政区的人事。

那时，余汉谋除了推荐我担任广东省会警察局局长之外，对广东党、政各个方面的人事安排，表面上是服从蒋的意见的。

其左右如李煦寰（第四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等虽有染指党、政之心，但余汉谋力避干预党、政之嫌，不敢出面加以支持，力求避免与蒋方在人事上发生摩擦。

余汉谋回穗之初，为了迅速布置统治广州的军事力量，棋先一着地安排我为省会警察局局长，使蒋面对既成事实，不能不承认下来。

但那时，蒋介石的蓝衣社（即力行社，在西安事变后改名为复兴社）正力图在全国范围内控制警察的组织。在他们看来，省会警察局局长职务落在余汉谋手中，对他们的发展是有妨碍的。

陈诚因与我过去在粤军第1师第3团有同事之谊，这时候（大约是8月中旬）曾装出亲切的口吻对我进行诱劝说：

“洁之兄，你是很有能力的正式军人，应该去搞军事工作、当个师长才是，搞警察工作，简直是大材小用了。如果第四路军不能安置的话，你到南京去，中央马上可以给你一个师长职务，使你更有发展前途。”

我当时答复陈诚：“我个人没有意见，请你去和余总司令商谈。”

陈见我答复不着边际，便不再谈了。

过了10多天，蒋介石在黄埔召见我，问及广州市当时的治安情况。我说：“一般还好，只是日本人、台湾浪人在广州很活动，经常造谣生事，大干走私漏税的勾当。”

当时，我还举出一些具体事实和警察局所采取的对策向蒋报告。我反问蒋：“万一，日本人制造类似南京日本领事失踪的事，或公开向我军警寻衅，应该怎样应付？中央对此有何方针原则？”

蒋对我答复说：“这样子是不行的，你一定要切实加以制止，不能让他们胡闹；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件，那就算是你倒霉，中央政府是绝对不能替你负责的。”

蒋当时还怕我听不清楚，反复对我说了三次。很显然，这是一个有意恐吓我的难题，目的是迫使我知难而退。只要我被吓倒了提出辞职，他就可以用他的蓝衣社人马来掌握广州警察了。

可是，经过这次谈话之后，我并没有知难而退。不久，蒋介石的蓝衣社组织在广州行营掩护下，就由张君嵩、李节文、李崇诗等骨干分子负责在广东各地进行发展。

张君嵩是蒋新委派的广东省缉私处处长，他过去与我在粤军第1师和国民革命军第11师时期，有一段同事的关系，彼此比较熟悉。

那时，我和李煦寰、张建（第四路军军医处处长）在余汉谋系统中有“少壮派”之称，张君嵩就很露骨地以我们这三人为拉拢发展的对象。

有一次，张装出很知己、很热情的样子对我说：“你们几个人都很进步，很能干，只可惜没有参加一种组织，我以为今天单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

张这一番话的弦外之音，就是试探我们对参加蓝衣社的态度。当时，我答复张：“我们都是国民党党员，只知有这个组织不知还有其他。我们这次参加反陈（济棠）运动，是为爱国心所驱使，我相信其他第四路军的高级军官，大家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张看见我这样的态度，也就不便再谈下去。过去，张每星期总有一两次来找我谈天，经过这一次谈话以后，就再不来找我了。

大约半年以后，蓝衣社在广东的组织逐步有了发展，并在广州实行恐怖政策，先后秘密绑走27人，不知所终。

当时，余汉谋和我对他们的乱作胡为都感到头疼，我在警察局某次纪念周讲话时曾以警告的口气说过：

“我们是负责保护广州市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以后无论什么机关、什么人，如果不经过合法手续，事先不知会各分局，擅在市内捕人，必立即加以制止；如不听制止，应作土匪绑票看待，各员警有权开枪。”

我还把这一段讲话记录，送往广州和香港各报发表。

到了1936年冬，蒋又任命他的嫡系人物邹洪为广东省保安处处长，跟着，就派人四处招兵买马，向外国购买大批军火，成立了四个保安旅，以古鼎华、王作华、吴乃宪、池中宽分任旅长，分驻于广州属、潮州属、肇庆属和海南岛各地。

蒋把这样大的部队配置在省内各重要地方，其作用当然和第18军一样，是对余汉谋部队的监视和牵制。后来，在惠广战役中，这些部队一个也没有参加作战。

此外，张君嵩的缉私处不久也成立了和步兵团编制装备一样的税警团两个，分驻惠阳、宝安、东莞、中山、新会各地。

和蒋介石在粤发展武装实力的同一期间，余汉谋格于环境，为了取信于蒋，曾主动地对第四路军进行过两次整编。

按理，蒋要建立新部队，大可以把第四路军一些被裁并的步兵团拨去改编，但蒋却自有打算。他对于那些非嫡系的部队弃同敝屣，宁可另起炉灶建立嫡系武装。至于一裁一编中虚耗多少国家支出，蒋是毫不加以考虑的。

蒋介石除了通过蓝衣社的组织，逐步加强控制广东的军、政以外，在蒋的纵容下，CC系的势力也不断向党、政、军三方面逐步渗入。

在粤CC系头子曾养甫身任广州市市长，并以广东党务特派员之一的身份，指挥谌小岑、余俊贤等人，控制了省、市的国民党组织。

曾回粤之初，气焰迫人。记得当时我和李煦寰两人，有一次去见他，商谈有关省、市党部改组的问题。我们开口问及改组的人事安排，曾即大声回答：“这都是中央决定。”

我们对于他这种拿中央来吓唬人的态度十分反感，也不客气回敬他几句硬话，弄得大家不欢而散。

曾养甫不仅在党务上独揽大权，同时，还在广州市范围内大力支持蓝衣社的活动。

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曾命令各大城市的市政府成立所谓“社会训练处”，任务是把当地的工人店员分期分批地设班集训三个月，施以所谓“抗战教育”。

按规定，该处应由当地的宪兵司令、警察局局长分任正副处长，但是，曾养甫接到命令后，却不照规定把训练任务交宪警两机关负责，而是另行委派蓝衣社骨干张君嵩为处长。

训练班一共搞了四期，每期都有1000多人，结业后，就按各警察分局区域，组织一个所谓“社训区队”，给予枪弹，美其名曰协助警察维持治安，实际上，就是监视警察的行动。

这也引起了余汉谋方面的不满。后来，还由我出面，要张把那些“社训区队”队部并入各区警察分局办公，使警察方面也能了解他们的活动。

原来，陈济棠的第1集团军共有陆军六个军，15个师，连同一些直辖的特种部队共约78个团。

余汉谋的第四路军把1集团军的摊子接收过来后，首先面临一个整编的问题。在蒋介石来说，趁陈济棠的垮台，来压缩广东军队，当然是势在必行的。

余汉谋回师以后，一方面为了向蒋表示无拥兵自重的野心，固愿意自动进行整编；但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从9月份起核减第四路军每月军费为广东毫券300万元，比陈济棠时代的500万元几乎减少了40%，这样一来，不裁减部队也无法维持给养。

因此，余汉谋的第四路军在1936年8月间，就进行第一次整编，把原来第1集团军的机构，裁去六个军司令部、五个师司令部，重新编成10个师、20个旅，共步兵60个团和一些特种部队。

这一次整编，是余汉谋自动进行的，表面上，总算裁减了10多个团，但实际上只裁减去一些指挥机构，调动了一批军事干部，在兵力上，仍然维持在15万人左右，被裁各团的兵员，正好分别补充到保留建制的各单位缺额中去。

因此，可以说，第四路军经过第一次整编，不独无损于实力，而且使组织上更臻健全。这一点，蒋介石当然也看到的。

为了要达到削弱第四路军的目的，在第一次整编完竣不久，蒋就要余把第四路军分割出两个师，交给李扬敬作为成立第六路军的基本部队，调到福建去。

这一措施，当时受到余汉谋左右的激烈反对，并由第四路军的练惕生、李崇纲、邓志才、利树宗四个旅长首先公开表示，不愿受李扬敬的节制。蒋看到反响强烈，不便一意孤行，结果此事没有实现。

余汉谋那时一方面想保持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又害怕引起蒋介石的猜忌，心情是很矛盾的，但由于蒋的压力一天天增加，余汉谋就不能不因应形势，对蒋有所让步。

因此，在1937年4月间，余汉谋又请求进行第二次整编军队。结果是将10个师20个旅的60个步兵团裁并为40个步兵团，另外，成立罗梓材的一个教导旅。

这就比第一次整编后原有兵力减少了将近30%。蒋对第四路军这一次整编感到满意，蒋各地的御用报纸也刊载第四路军整编的消息，还表扬余汉谋“公忠体国”，非拥兵自重的地方军事长官可比。

在此之前，余汉谋还接受蒋的命令，把第四路军黄涛的第157师调离广东，驻防福建的漳州、厦门一带。

事实上，这是抗战前夕的一次整编部队。按照当时形势，中日关系已日趋紧张，全国御侮救亡的气氛高涨。

记得那时（1937年四五月间）宋子文曾来广州活动，逗留了一个时期，他每星期都有一两次，约我到长堤中国银行二楼去谈国际问题和交换情报。

其中有一次，宋子文曾对我说：“我现在从美国、英国方面获得很可靠的情报，日本人最近三个月内就要动手发动大规模的陆、海、空军向我国进行侵略。”

这个情报宋子文知道，蒋介石当然不会不知道，如果蒋真的有心作抗战准备，是没有理由在抗战前夕，批准余汉谋裁并军队的请求的。

这就正反映他念念不忘的，是千方百计削弱一切非嫡系的部队实力，以进一步加强个人的军事独裁。

说到余汉谋的第四路军，主要是由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1师的部队发展起来的，官兵大部分是广东人，在军阀混战时期，曾在广东、广西、湖南打过不少内战，有一定的作战经验。

在陈济棠时期，曾利用广东人民的血汗向德国、捷克购买不少新式武器，一般来说，它的装备在当时全国军队中是属于第一流的，有些甚至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要好。

经过两度整编后，实力虽比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时期大见减削，仍不失为一支10万以上的大军。但是，由于内部矛盾重重，各怀异志，整个第四路军便越来越成为一个腐烂的封建军事集团，因而在惠广战役中，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无能。

余汉谋驻赣南时的第1军原辖三个师，这是回师广东驱逐陈济棠的主力部队，第四路军成立后，这三个师分别更改番号为第151师、第152师、第153师。

由于历史关系，这三个师在第四路军中，俨然自居于嫡系，他们以为江山是老子打来的，一天天地骄纵起来。

余汉谋对这些过去第一军的基本部队，当然也不免有所偏爱。过去，第一军在赣南时期，曾公开组织一个“双田公司”经营钨砂生意，四年间获得巨额利润，这些利润中的一部分，已分拨给军、师、团作公积金。

余汉谋回师广东以后，为了酬庸第一军的人马，曾特准各单位将所存公积金的半数左右，提出分发给各级军官佐，使大家占有一笔相当数目的钱。于是，那些处长、团长级以上的人员，几乎都由此而买了洋房汽车，过着奢靡的生活。

举一个例子，当时不少将官、校官一般都备有三种服装，他们在部队里穿的是军装，回广州白天逛街穿的是洋服，晚上到陈塘、东堤喝酒嫖妓穿的是丝绸长衫。

这样的腐化堕落现象，在前第1军司令部和那时第151师、第152师的官佐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同时，在第四路军内部营商走私的风气也很盛，一些在军中一向被认为比较“正派”的官佐，也暗中和商人合股做买卖。

至于那些一贯营私舞弊之徒，更利用职权大干其走私漏税的勾当。驻扎惠阳、宝安、中山、新会的部队多以此为利薮，运出的是钨砂，运入的是洋货，唯利是图，无法无天。

那时，第151师的一个营长朱学濂就经常明目张胆地用一部小汽车运载钨砂，由紫金经惠阳至澳头附近出口；驻扎中山的某营长也在前山附近，武装走私洋货入口，使海关人员为之侧目。

记得有一次，我和张建曾将听来的情况告诉莫希德（第151师师长），莫竟一口咬定是造谣中伤，反劝我们不要轻信，这是高级将领公开出面维护走私的一例。

第四路军也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一样，所谓军队政治教育，都是印发一些宣传小册子，或在纪念周做一些照本宣科的空洞宣传，对于如何认识形势，鼓舞士气，加强抗战必胜信念的教育，从来就不予重视。

驻防各地的部队和当地群众关系都很坏。例如，驻守国防第一线惠阳、淡水一带的第151师何联芳旅就经常包烟庇赌，而且，还发生过士兵调戏采樵妇女的事件。

当地人民向何提出控诉，何也不对部下切实约束，弄到以后群众忍无可忍，便先后发生过三宗打伤或打死何部士兵的事件。

余汉谋把这样将骄兵惰、军纪败坏的部队，摆在保卫大广州的国防前线，不打败仗，那才是奇迹呢！

蒋介石一向对非嫡系的部队惯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来逐步加以削弱，对余汉谋的第四路军当然也不会例外。

但是，由于广东部队有多次的反蒋历史，封建割据的色彩又较浓厚，在归顺南京政府之初，军心本来不很安定。这一点，蒋介石是体察到的，因此对问题的处理也比较审慎，特别经过上述拟分割二师交李扬敬另组第六路军，受到激烈反对以后，蒋更侧重怀柔政策，免生激变。

那时候，整个第四路军除了第157师被调驻福建之外，其余都留驻广东省内，力量还相当完整。

七七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抗日大题目下发号施令，调兵遣将，在当时来说是顺理成章，难以违抗的。蒋正是这样地借抗战之名，行削弱异己之实。

1932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向第四路军抽调部队，余汉谋奉命曾先后派遣了副总司令香翰屏率领巫剑虹的第154师、叶肇的第160师、谭邃的第159师、邓龙光的第156师和彭林生的教导旅，合计兵力五万余人，参加了上海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在战争中，这些部队损失严重，元气大伤。

1938年春，第四路军虽获得相当的补充，增编了两个师（其中187师是由教导旅扩编的）和两个独立旅，但都是些新兵，没有实战的经验。

那时候，余汉谋眼见抗战后自己的军队本钱逐渐短少，心里也暗暗焦急。特别是自从军费被核减为每月300万元毫券以后，军中经费支绌，只能勉强维持各机关部队官兵的薪饷、服装、医药和一些教育费用，至于要添置新武器和防空器材都根本办不到。

正在苦闷之中，余汉谋忽然获得搭上宋子文的机会。这一段内幕插曲大约发生于1938年5月间，那时，宋子文来到广州拉拢余汉谋、徐景唐支持他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粤主席自黄慕松逝世后即由吴铁城继任）。

谈到宋子文，记得在“西南”时期，我下香港见胡汉民时，曾听胡说过：宋因赴美搞棉麦大借款事与蒋发生过别扭，以后，回国长期只保留一个中央银行总裁，没有担任其他政府要职。

吴铁城回粤任主席只一年，各方面对吴的官僚政客作风都不很满意，特别是由于吴在上海将要来接粤主席时，曾答应给李煦寰（当时李代表余汉谋到上海和吴联络）当民政厅厅长，回粤后，却自兼民政厅厅长，不予兑现，以后，又直接以省主席名义委派郑丰为工业管理处处长，不征求建设厅厅长徐景唐的同意，引起李和徐的严重不满。

徐是余汉谋的拜把兄弟，原任第四路军参谋长，余汉谋把这个拜把兄弟作为沟通军政关系的桥梁人物而调任建设厅，吴铁城对李（也是余的拜把）和徐的不买账，就使得余、吴之间的关系发生裂痕。

宋子文这时静极思动，看准了广东地盘的重要性，就对蒋提出回粤当主席的要求。宋有的是钱，他答应给余汉谋港币300万元，向外国采购新式武器装备第四路军。

余汉谋正苦于没有后台老板，在政治上、经济上来作他的奥援，这次宋子文伸手过来，自然乐得接受。

这样一来，宋子文在地方上既获得余汉谋的支持，在蒋介石方面，也初步取得同意，于是就全心全意准备走马上任。

为了在广州做久居之计，他还特地买受了东山农林路，前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的建有防空室的华贵洋房，余汉谋拿到宋子文的300万港币后，立刻便向捷克、德国订购了一批轻重机枪、迫击炮、小钢炮、防空通信设备、运输汽车，着手加强自己部队的装备。

众所周知，宋子文本来就是蒋的人，但尽管如此，由于他这一次不通过蒋而径行拉拢收买地方军事势力，引起了蒋的猜忌和不满。

据说，当最后决定宋子文出任粤主席问题的前一晚，蒋介石曾打电话给宋子文，提出宋任粤主席后，应把他的中央银行总裁职务交出来。

宋对这一条件不肯同意，这一来，宋出任粤主席的问题，便被搁置起来。至于余汉谋拿了宋的300万元怎么办呢？无功不受禄，自然非还给宋不可。

以后，余汉谋便想出办法，借口购置防空设备和通信器材，加强广东国防力量，提出由广东省银行秘密增发毫券还款给宋子文了事。余、宋之间交易未成，广东人民却因此而付出了血汗。

自此以后，蒋介石对余汉谋也增加了猜忌，曾一度打算调余汉谋全部第四路军出省外作战。

这一事情大约发生在1938年5月间，那时，宋子文想当粤主席事已告吹，武汉方面忽来了一个密电（谁拍这电报，现在记不清楚了）给余汉谋，通知余说，蒋有意把第四路军全部调离广东到其他战区作战。

余接电后，立刻用电话邀集徐景唐、李煦寰和我三人，到他的梅花村公馆密商应付办法。当时，我们三人听到这一消息，也感到蒋把抗战大题目压过来，不接受命令是不行的，但是，如果真的被调到省外，整个部队就将从此漂泊无根。

大家谈了半天，想不出好的对策，还是看看事情演变如何再说，后来，事过半个月，还未见下文。

有一天，我向徐景唐询问此事究竟，徐告诉我，何应钦和钱大钧两人顾虑到影响广东部队的军心，都不赞成这一做法，以后，蒋也打消了原意。

但是，在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对待一切非嫡系的杂牌部队的基本策略，首先就是“调虎离山”，即使一时间不能全部调，也得调他一部分。

是年七八月间，豫北战事紧张，蒋就立刻抽调李汉魂的第64军（下辖陈公侠的第155师和彭林生的第187师）到兰封罗王寨参加作战。

同一期间，赣北战事紧张，蒋又调去叶肇的第66军（下辖陈骥的第159师和宋士台的第160师）到南浔线参加作战。9月间，鄂南战事紧张，王德全的第156师又被调到蒲圻作战。

在这些战役中，第四路军的参战部队，都遭受到严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