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回乱发生的原因（5）

自乾隆帝改变了对哲合忍耶的态度后，老教、新教虽常有摩擦，但总归是没有发生大的事件。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甘肃地区再起波澜。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战争赔款自然而然转嫁成了百姓的赋税。于是各地官府加大了搜刮民财，百姓与官府的矛盾愈演愈烈。加上历史遗留的传统矛盾，清政府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处理好伊斯兰老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也未能从政策层面处理好自身与伊斯兰教之间的隔阂，于是在西宁地区就酿成了一场新的回变。

清末陕甘回乱的序曲

传统上，我们认为陕甘回乱的发端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的陕西回乱。然而在这之前的咸丰十年（1860年），西宁地区就爆发了由马文义领导的回民反清运动。

马文义（？--1871），又名马哈三、马尕三，撒拉族，甘肃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人。

马文义是阿訇，在当地穆斯林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他属于华寺门宦中人，华寺门宦创始人是马来迟，也就是被苏四十三掘墓的那位老教先贤。

华寺门宦隶属关系：逊尼派—苏菲派—虎非耶门宦—华寺门宦

马文义反清的源起，是咸丰七年（1857年）的循化厅撒拉族起事，煽动起事的9个领头人，被官府抓捕并杖毙。撒拉族群众开始围攻循化厅城，官府派人与之和解。事态虽然平息，然余怒未消。次年冬，马文义前往丹噶尔（今青海湟源县）煽动华寺门宦教众，于是再次引发了教众与清政府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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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1860年），循化、巴燕戎格等地的撒拉族教众开始起事，焚毁多个村庄。同年十月，马文义率3000余众，攻积石关，并屡次袭扰西宁。马文义的反清行动得到了华寺门宦教主马桂源的支持。咸丰十一年（1861年）一月，回军占领西宁南川，三月，陕甘总督恩龄派兵从碾伯（今海东市乐都区所辖镇）进剿，遭遇回军伏击而大败。

马文义和马桂源紧密配合，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回军迅速发展壮大，清军数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同年，陕西爆发回民反清运动，加之捻军及太平天国运动的牵制，清政府无暇西顾。由于缺兵少饷，民团不济，西宁办事大臣玉通决定招抚马桂源。同治二年（1863年）九月达成“抚局”，并保举马桂源做了循化厅同知。

玉通想借助马桂源的势力，控制回民反清，岂知马桂源一面做着清朝的官，一面又让马文义不断进攻清军据点。同治四年（1865年），马文义联合穆夫提门宦不断攻城掠地，西宁府属地区大部被其控制。同治七年（1868年），玉通又保举马桂源做了西宁知府，其兄马本源任中营游击。至此，马氏兄弟就牢牢控制了西宁府各地区。在马桂源的保护下，马文义在西宁府各地任意驰骋。

同治十年（1871年），马文义病逝，马永福接管其部队。实际上，马永福只是马桂源兄弟的傀儡，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马桂源手里。

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左宗棠派刘锦棠率部击败这股回军，马氏兄弟被捕，后押往兰州处死。（有关马桂源、马本源的内容，详见--清末陕甘回乱中的几个重要人物3）

自同治元年（1862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持续了十二年的陕甘回民反清运动以失败而告终。然而22年后，在马占鳌的根据地河湟地区因教派内斗又引发了一次回民反清运动。

华寺门宦内斗引发的河湟事变

光绪初年，一个叫马如彪的人，新任华寺门宦阿訇，他在马占鳌的资助下，前往麦加朝觐。并接受了沙孜林耶道堂的学理，回乡后便着手对华寺门宦进行改革，遭到了其叔叔马永琳的反对。从此华寺门宦内部分裂为新老两派，马如彪代表的是新派，遭到老派的抵制，两派摩擦不断。就像哲合忍耶当年一样，新事物往往会被世俗社会所排斥。

河湟地区图（来源于网络）

光绪二十年（1894年）秋，新老教派因为讲经发生争执，继而发展为械斗。新派觉得受了委屈，前往循化厅告状，官府派马永琳兄弟俩前往调解，此时的甘肃驻军因参加甲午战争而东调，马永琳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临，暗中支持循化厅老派头人韩努力，调解以失败告终。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双方的械斗愈演愈烈，陕甘总督杨昌浚派西宁知府陈嘉绩和道员徐锡祺前去处理，岂料这二人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直接导致了回民的反清运动。他们到达循化厅后，改变了之前“护老抑新”的政策，斩杀老派教众11名，并示众。从而引发了老派对官府的极度不满，于是与新派开始团结起来，一致对抗清廷。

三月初八，老派教众在韩努力的领导下，开始围攻循化厅城，本次河湟事变正式拉开帷幕。马永琳的第一目标是拿下河州（今临夏）城，河州素有“小麦加”之称，占据河州就能够打起“圣战”旗号，号召其它教派加入其队伍。镇守河州的雷正绾坚守不出，马永琳始终未能攻克。

马永琳凭借其在教内的威望，发展到九月份时，已经有西宁韩文秀、化隆马成林等近十股反清武装前来投奔，回军一度达到十多万人之众。

如此大的声势，引起了清政府的震惊，陕甘总督杨昌浚因镇压不力被革职，急调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督办甘肃军务。

十月中旬，董福祥率部抵达河州。马占鳌之子马安良此时在清军中效力，他托关系与马永琳接触，并诱降成功。十一月初十，马永琳和属下及其家人600余众被马安良处死。

河州问题解决后，董福祥派部下向西宁府进发。由于董军兵多将广、武器精良，回军抵挡不住清军的进攻，各路回军均被镇压。马福禄率“安宁军”处死了韩文秀等回军首领及所部3万余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回军残部败走至柴达木及河西等地。退往河西的回军在刘四伏率领下，继续退往罗布泊。另有一部在甘州南山活动的回军残部坚持战斗到九月，最终失败。

至此，光绪年间的河湟事变在坚持了一年半之后，平息了下去。然而，河湟地区并没有实现长期稳定，民国时期又发生了第四次河湟事变；直到解放初期，临夏地区还历经数次动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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