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花儿”的历史传承与现代发展

回族花儿漫云天

“花儿”又称“少年”，是流传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部分地区的一种民歌，风格独特，地方色彩浓郁，声调高亢、悠扬，感情深沉、真挚。 它有时苍凉悲切，如泣如诉； 有时欢愉轻快，怡然自得。 它的独特的演唱方式、发音方法，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它是我们西北地区的艺术瑰宝。

据专家们研究，“花儿”这一特殊的称谓，最早见于明代诗人高洪和清代诗人吴镇的诗作中。 1924 年，北京大学的教师袁复礼先生在当时出版的《歌谣周刊》第82 号头版上发表了介绍“花儿”的文章，他写到：“‘话儿’（即花儿）的散布很普遍，在东部平凉、固原，西北部凉州、甘州，就听见过。 ”这是文人对“花儿”的首次介绍，宁夏的固原（当时属甘肃）已被记载为流传“花儿”的地区。 1931 年，张亚雄先生写了篇《花儿序》，序中写道：“花儿是流行于三陇———甘青宁的一种山歌。 亦多有称之谓少年者。 ”这几份材料告诉我们，宁夏是最早被认定为花儿流行的几个地区之一。

这里还需特别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即“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他与宁夏的“花儿”有一段特殊的关系。 1938 年4 月，王洛宾先生随一个宣传抗日的演出队来到西北，当时，住在六盘山下宁夏固原县和尚铺的一个车马大店里。 当晚，听到当地有名的花儿歌手五朵梅吟唱的花儿，十分喜爱，遂收集整理了多首花儿曲调，并用这些曲调编唱不同歌词多达几百首，成为最早的花儿通，他也成为记录宁夏“花儿”的第一人。

甘肃、青海的学者们早在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就对当地的“花儿”进行收集、整理、研究，根据特点，把“花儿”分作河隍花儿与洮泯花儿两大类，甘肃的河州是其流传最广的地区，也是对花儿发展影响最大的地区。 宁夏对“花儿”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起步于新中国成立后的20 世纪50 至60年代。 宁夏的文艺工作者在1958 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回族歌谣集《回族歌谣》，里面有大量流传于宁夏的花儿。

1964年，在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会演中，宁夏代表团演唱的 “花儿”《长工苦》首次在首都舞台上展现，受到首都人民的欢迎。

粉碎 “四人帮 ”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宁夏，万象更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宁夏 “花儿 ”的搜集整理、理论研究创作、出版，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全国 “花儿 ”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出现了一批精品歌曲，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人物。

后来，宁夏大学成立了回族文学研究所，专门从事回族文学的整理、研究工作，“宁夏花儿”作为回族文学的组成部分，备受重视，他们搜集整理了大量的“花儿”作品，他们出版的《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中选了许多花儿作品，作为高校的教材，在中国历史上属首次。 宁夏民间文学研究会编的《宁夏花儿三百首》，于1986 年出版，这是首次结集出版的“宁夏花儿”，无疑是起着开拓者的作用。

20世纪 80年代，著名花儿作家杨少青创作出版了长篇叙事诗《阿依舍》。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把以抒情见长的 “花儿 ”形式，用于刻画人物、描述故事情节，融抒情与叙事为一体，成功地塑造了回族人民的典型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回族群众咏唱 “花儿 ”回族人民的斗争生活。 这部近 1100行的长诗，是杨少青的一部力作，无论是在塑造形象上，还是在花儿格律的发展、花儿语言的运用上，都进行了成功地探索。 诗集《阿依舍》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届文艺作品优秀奖，是宁夏花儿创作获得的最高奖。

1984年，杨少青同志在创作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篇名为《宁夏花儿浅介》的理论文章，为宁夏花儿在渊源学和分类学上的特殊地位奠定了基础。 杨少青分析了大量在宁夏民间流传的 “花儿 ”，认为宁夏的花儿基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河州花儿传入宁夏，源在河州，流在宁夏； 另一部分是宁夏的土产，它们与河州花儿在语言格律、音乐等方面大相径庭，自成一格，语言风格是宁夏的，格律不似河州花儿那样严谨规整，更加自由，近似民歌体‍‌‍‍‌‍‌‍‍‍‌‍‍‌‍‍‍‌‍‍‌‍‍‍‌‍‍‍‍‌‍‌‍‌‍‌‍‍‌‍‍‍‍‍‍‍‍‍‌‍‍‌‍‍‌‍‌‍‌‍。 这一新的品种，叫做‘六盘山花儿 ’，宁夏当地群众把它叫做 ‘山花儿 ’或 ‘干花儿’”。 这样，杨少青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把流行于宁夏的一部分花儿，第一次定名为 “六盘山花儿 ”这个分类方法和分类标准，在宁夏花儿学界受到普遍的认同。

这时期，宁夏 “花儿 ”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成果，是屈文同志《花儿143 美论》及一系列有关花儿的研究文章。 研究文章，涉及花儿与爱情，花儿的语言艺术，花儿节奏，词与花儿的流变以及宁夏六盘山花儿。 《花儿美论》被评价为花儿学科史上第一部花儿学美学专著。

搜集整理宁夏地区的“花儿”，是“花儿”研究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力作：一部是《六盘山花儿两千首》，一部是《中国歌谣集成——宁夏卷》。

《六盘山花儿两千首》是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文化馆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宁夏分会联合搜集整理完成的，是在 1985~1987年，在六盘山区的固原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后，搜集了六盘山花儿 6000余首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 把六盘山花儿分为 5个部分，其中对爱情部分进行了详细划分，分为序歌、爱情观、赞幕、初恋、热恋、相思、成婚、别离、思别、婚外恋、抗争、逃婚、悲剧、尾声，充分体现了六盘山花儿以爱情为主题的特色。 从爱情的不同阶段、不同侧面来分类，非常符合六盘山花儿的特点，并具有独创性。

《中国歌谣集成》是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的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 宁夏卷的编写是在对宁夏经过全面普查后，精选出来的一部民间歌谣的总集成，在序言中这样写道：“以花儿为主的情歌在宁夏歌谣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是最有艺术魅力的部分，花儿主要流行于六盘山区的回族群众之中，是宁夏歌谣的骄傲。 ”这次普查中搜集到的花儿就达 8000余首，里面选出了近千首花儿，各个是精华，集中体现了宁夏花儿的特色。 《中国歌谣集成》的出版，为宁夏花儿的传播、研究做出了非常扎实的工作，是花儿搜集和整理的一个样板。

花儿绽放新世纪

进入 21世纪，宁夏“花儿”的研究、创作、传播又有了许多新的特点。

首先要提到的是高琨先生的“花儿”创作。 高琨，1936 年生于宁夏固原的农村，用自己的话说“没有学历，爱好文艺”，1951 年入伍，成为一名吹小号的文艺兵，1955 年转业到西海固歌舞团，后来到固原秦腔剧团，任乐队演奏员，1996 年从固原地区文联退休。 生活在丝绸古道上的高琨，从小听惯了脚户与放牧人吼唱的“山花儿”，无论是唱词的奔放、高亢，感情的真诚、直率，还是曲调的优美、苍凉，都给高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从小就被“花儿”熏陶，被“花儿”感染，并深深地爱上了“花儿”。 他多年来一直潜心于“花儿”的研究及创作，写了上千首“花儿”，他把创作的这些“花儿”编成两本集子出版，第一本《红牡丹》于1999 年11 月出版，第二本《绿牡丹》于2006 年3 月出版。 原宁夏文联党组书记慕岳以《明亮的阳光灿烂的笑脸———读高琨〈红牡丹〉〈绿牡丹〉有感》为题的书评写得非常贴切：“老高是因情而赋‘花儿’的，他新吟唱的‘花儿’也是情真意切，真挚动人的。 当然，老高‘花儿’中的情，已不是传统‘花儿’中那种单一的男女爱情，而是对亲人、对农民兄弟姐妹的情，是对家乡故土的情，对我们民族、国家社会进步的情。

海原县地处六盘山的西北麓，“花儿”在这里非常盛行，主要有“河隍花儿”（很多人习惯上称“河州花儿”）和“山花儿”两种。 “山花儿”又被当地人称为“干花儿”，是在宁夏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独特品种，海原县是宁夏地区“干花儿”的主要产地之一。 山坳、地头、地广人稀的旷野里，随时随地都是他们的舞台。 “花儿”有基本的传统唱段，也有即兴的现场发挥。 马生林，这位生长在城关乡的东乡族老汉，虽已 68岁了，但他能唱 400多首花儿小调，海原的 “干花儿 ”大都由他演唱。 他从小就在家乡放牧，无人说话，就靠 “花儿”来排解寂寞，天生一副好嗓子，在当地被誉为 “花儿王 ”。 他的徒弟马汉东自幼学唱花儿小曲，后来一直唱到全国，还唱到了日本岛根的民间博览会，被人称为 “花儿王子”，他们堪称唱花儿的代表人物。

但随着现代化文明的普及，“花儿”同其他民间艺术一样，受到了强大的冲击，面临着传承断代的危险。 2006 年，宁夏回族花儿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2008 年2 月28 日，“花儿王”马生林以宁夏回族花儿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从领导手中接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证书。 2 月29 日，马生林还在北京参加了专场演出，让首都的观众欣赏到宁夏原汁原味的回族“花儿”，宁夏“山花儿”登上了中国演出的最高殿堂，花儿歌手马生林也成了国家级的宝贝。

为保护和传承“花儿”艺术，海原县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让“花儿”进课堂，在县政府教育部门和旅游部门的联合推动下，海原县中小学开设了花儿课程，还邀请了马生林、马汉东当场授课，让花儿在少年儿童的心里扎根，这是海原县传承民间文化的重大创举。 海原县的另一个举措就是编演“花儿”文艺作品。 海原县有个民族文工团，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创作、排演“花儿”作品。 2000 年，他们创作了“花儿”歌舞剧《花儿的故乡》，2004 年，这台节目改编为《海风吹绿黄土地》，赴福建的福州、厦门、泉州等地演出，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近年来，他们又创作了“花儿”歌舞剧《大山的女儿》和花儿情景剧《回族婚礼》。 抓剧目，抓演出，是推广、发展“花儿”的重要形式，是非常有远见的。

宁夏大学音乐学院在搜集整理“花儿”的同时，进行了音乐方面的深入研究，并创作了许多以“花儿”为素材的歌曲，其中《“花儿”迎来天下客》最为出名。 这首歌曲以女声小合唱的形式演出，2005 年在自治区高等院校的文艺汇演中获奖。 宁夏大学音乐学院还将西部歌王王洛宾于1938 年在固原和尚堡五朵梅歌中记录的六盘山花儿《眼泪花把心淹了》编成合唱，参加2008 年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这个时期，宁夏“花儿”研究领域又出现了一个重量级人物———武宇林，武宇林是宁夏的一名学者，曾在日本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她以“花儿”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她曾沿着丝绸之路对“花儿”进行调查，到过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的冒吉回族自治州、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等许多地方，进行多年的研究考察，她认为宁夏回族“花儿”是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宁夏各族人民的精神财富。

武宇林是在日本研究“花儿”的第一人，在日本出版了30 多万字的日文专著《丝绸之路的口传民歌———“花儿”研究》。 这是宁夏第一个在国外出版“花儿”研究专著的学者，也因此成为了享有国际声誉的“花儿”学专家。

武宇林博士在调查中同时发现了这样的现状，“和20 世纪30 年代、50年代相比，‘花儿’已经十分衰落，农村中会唱‘花儿’的人寥寥无几。 这也是西北‘花儿’的基本现状。 会唱‘花儿’的大多不年轻，年轻的一般不会唱‘花儿’； 唱‘花儿’的大多没文化，有文化的一般不唱‘花儿’； 唱‘花儿’的大多不会说普通话，会说普通话的一般不唱‘花儿’。 西北的‘花儿’普遍存在青黄不接的状况。 如不尽快保护和传承，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受到流行音乐、网络歌曲等时尚音乐浪潮和现代文化的冲击，流行了千百年的传统民歌‘花儿’势必会走向消亡”‍‌‍‍‌‍‌‍‍‍‌‍‍‌‍‍‍‌‍‍‌‍‍‍‌‍‍‍‍‌‍‌‍‌‍‌‍‍‌‍‍‍‍‍‍‍‍‍‌‍‍‌‍‍‌‍‌‍‌‍。 她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任其自然消亡，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因此，她在2008 年的自治区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做了题为《弘扬中华文化保护和传承宁夏“花儿”民歌》的大会书面发言，大声疾呼：弘扬和传承宁夏“花儿”。

“花儿”的传承，作为抢救性的工作，需要政府的规划与支撑，需要主管部门的热情与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认可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