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从《安娜·卡列宁娜》看这一创作艺术

对于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艺术，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指出：“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辩证法。”

托尔斯泰明确把心理描写提高到艺术目的的高度，促使文学创作进一步“心理化”，使作品中的心理描写不再从属于情节和性格，而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

与其他心理作家相比，托尔斯泰在创作中将心理描写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他的心理分析，完整地展示了人的精神世界，它已不再是一种附属的、零星的表现手段。

表现心理过程本身及着力于人物精神生活和外部世界的统一，即是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作为托尔斯泰最成熟的代表作之一，《安娜·卡列宁娜》（下文中统一用《安娜》代替）的伟大自不必多言，小说中“赛马”、“安娜病危”、“安娜的死”等情节无不体现了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心理描写艺术。

01

小说中的“赛马”情节，人物众多，场面纷繁杂乱，但托尔斯泰紧扣主人公的心理、行动焦点，纵横裨阖，人物安排得当，既有鸟瞰式的概述，又有事态的横向发展。

小说一开始就渲染了这场赛马的异乎寻常的严峻气氛：参加赛马的共有17个士官，场上安置了9道障碍物，半数以上的人坠下了马，受了伤，危险的程度跟“狮子角斗”差不多。

赛马场上传递出的激烈氛围与观众的骚动情绪，已让读者身临其境，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下笔让安娜的情夫伏伦斯基也参加了赛马，安娜参观这场赛马，其丈夫卡列宁也来到了赛马场，在暗中窥视着安娜。

于是，三个人物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就形成了戏剧性的矛盾，构成了这一大场面的核心。在这三者中，安娜又是焦点的中心。

赛马尚未开始，她给人的印象就与众不同：

“安娜一句话没有说，尽拿着她的望远镜，老盯住一个地方。”

等比赛开始了，骑手们出发了，一切谈话都停止，安娜当时的神态是：

“她的脸色苍白而严峻。她显然除了一个人外，什么也看不见。她的手痉挛地紧握着扇子，她屏息着。”

这些特殊的表情和动作，反映了她内心紧张的状态。正是在如此众多的人物中间，如此喧嚷的环境里，安娜不同凡响的表情、神态、动作、情绪，就显得非常独特鲜明了。

安娜来赛马场，望远镜里只有伏伦斯基的身影，她关心的只是情人的安全，对其它一切全都心不在焉。比赛还没开始，贝托西公爵夫人向她向话，她却失礼地不予理睬。

紧随其后，作家连续写了三个骑手的坠马事件，每一事件，观众的反应和安娜的反应都迥然不同，从而进一步显示安娜独特的心理状态。

这三次情节上的重复不是简单的反复，而是同中有异，层层递进。对安娜内心世界的揭示，随之而逐步深入。

首先是第一个骑手在小河边坠下马来，当时全场观众激动了，群情沸腾起来，安娜却无动于衷，没有任何反映，她的苍白的脸上居然显出了几分“得意”的神色。

第二次是一个士官跌下马来，受了重伤，当时的情景是“一阵恐怖的叹息声传遍全体观众”，唯独安娜“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她好容易才明白她周围的人们在谈什么。”

赛马场上的骚动，她也置若周闻，可见她对伏伦斯基全神贯注关心的程度超过一切。

第三次轮到伏伦斯基坠下马来，别的人还来不及反应，这时的安娜情绪大变，行为异常：

“大声惊叫起来，她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乱动起来，一会儿起身走开，一会儿又转向贝托西”。

通过三次坠马的重复事件，作家井然有序地写出了安娜与全场观众之间强烈的情绪对比，而对安娜情绪的刻画，则如抽丝剥茧般，层层递进，逐渐深入——虚伪的面纱终于撕破了。

此后的安娜，在卡列宁看来，是再也不顾任何体面了，她一会儿“举起望远镜朝伏伦斯基坠下来的地方望着”，一会儿又“放下望远镜，正待起身走开”，这种忘记自己贵妇人身份的举动，吓得卡列宁目瞪口呆。

更使卡列宁无地自容的是，当她从一个士官那里听到消息说，伏伦斯基没有受伤，只是马折断了脊背，于此，安娜应该感到高兴才是，然而恰恰相反：

“一听到这个，安娜就连忙坐下来，用扇子掩住她的脸⋯⋯她在哭泣，她控制不住她的眼泪，连使她胸膛起伏的呜咽也控制不住了。”

这又是一个违背生活逻辑却符合情理逻辑的反常行为，包涵着异常丰富而深刻的感情内容：在观众如云的赛马场上，众目睽睽之下，又有丈夫的在身边，安娜却在为另一个男人呜咽流泪。

也正因，托尔斯泰真正捕捉住了人物的灵魂，才有如此精彩的几笔，通过观看整个赛马过程，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安娜心理起伏变化的历程。

02

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心灵辩证法”也是人物心理上的善恶交织，爱恨轮转。

在“安娜病危”的情节中，托尔斯泰把人的灵魂直剖开来，把人物的内心矛盾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安娜充满生气，热爱生活，渴望幸福，虽然在追求幸福中遇到重重阻力，为了摆脱卡列宁，她一直在抗争。

可是当她处于生死边缘时，她一反常态，对卡列宁的怜悯超过了对他的憎恶，甚至把他看做一个非同寻常的圣人。

当卡列宁面对九死一生的安娜，看到伏伦斯基悲痛欲绝的样子，他的心弦被触动了，在他身上“善”战胜了“恶”。

但事实上，在接到安娜病危的电报之前，卡列宁在奥勃隆斯基家里作客，姐姐苦口婆心地劝他饶恕安娜，他不但没有饶恕，反而增添了厌恶。

他说：“我不能饶恕，也不愿意⋯⋯我从心底憎恨她”，可见，“不能饶恕”是他意识深处存在的对安娜的态度，这种态度源于他冷酷的心理特质。

他阅罢仆人送来的电报，第一反应竟然是“这是诡计和欺骗”，出于对安娜的憎恨和保护名誉不再继续遭受损伤，他把电报看成伏伦斯基和安娜共商的阴谋。

但是，“我快要死了”这样明白的字句提醒了他，他想：病危如果是真，而他却对安娜的乞求置之不理，日后他会在官场中落个残酷的名声，会遭到人们的非议，这又会危及到他的名誉。于是，他便将信将疑地动身了。

“不相信——假如是真的？——看看去吧！”这是卡列宁接到安娜电报之后短短时间内的心理变化过程，维护他在官场中的名誉是他心理变化过程的核心。

安娜将死的消息并没有在他心中唤起半点悲伤和怜悯，这一连串的心理活动与他内心世界的冷酷本质相吻合。

归途中，卡列宁的心理活动是：“她死了好啊！不会死？哦，还有死的可能！”强烈渴望安娜死成了他主要的思想活动。

安娜的死会立刻解决他处境的困难，这一念头萦绕在他的脑中，显然，他把安娜病危的消息当作了喜讯。

但事与愿违，回到家后，他听到的是安娜“平安生产了”的“噩耗”，他止住了脚步并“变了颜色”。

后来，仆人告诉他安娜病情很坏，这才使他悬在半空中的心稍微安稳，并重新燃起了希望，提起脚步走进门去。

然而当面对九死一生、追悔万分的安娜时，卡列宁对安娜和伏伦斯基刻骨的恨似乎一下子没有了，通过一番激烈的情绪波动之后“一种爱和饶恕敌人的欢喜感情充溢了他的心”。

在短时间内，卡列宁内心急变：善恶轮转，同情取代仇恨；在一股激情的推动下，他饶恕了他们，随后又向伏伦斯基伸出了表示宽恕的手，并且发誓般的宣称：

“我要把另一边脸给人打，要是人家把我的上衣拿去的时候，我连衬衣也给他。”“您可以把我践踏在污泥里，使我为世人所耻笑，但是我不能抛弃她，而且我不说一句责备您的话。”

卡列宁这一段心理过程的终点，由怨恨开始，以宽恕结束。但他“饶恕安娜”的前提是安娜死掉。

因为他知道安娜带着罪名死去，他的污迹会随之而消失，摆脱被耻笑的尴尬处境，他的宽宏大量，还会使他得到仁慈的好名声。

卡列宁在安娜病床前表现出来的异常心理，正体现了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特点：把人的内心世界当作复杂纷纭、甚至互相矛盾的多种因素构成的心理整体来表现。

托尔斯泰反对写善人至善，写恶人极恶，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黑白相间的花斑马，好坏相间，亦好亦坏”。

托尔斯泰以此揭示了，人内心世界善恶融汇交织的复杂现象，强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人的同一行动中可能包含着几种截然对立的心理因素。

所以，在托尔斯泰笔下，卡列宁对安娜进行了最后的报复：留下儿子，拒绝离婚，把安娜逼入了绝境，最终使得安娜和伏伦斯基的感情破裂，并导致了安娜走向死亡。

03

在小说的结尾，失去了儿子又被伏伦斯基抛弃之后的安娜，精神失常。托尔斯泰不厌其烦地着墨于安娜的心理变化历程，对她精神失常状态下的一系列心理活动做了真实的书写。

在伏伦斯基头也不回地走掉后，安娜却还在幻想伏伦斯基正在回家的路上，她想准备去梳洗，却忘记了自己梳过头了，接着连自己的手也不认识了。

坐在镜子前，安娜产生了伏伦斯基在吻自己的幻觉，于是，把自己的手也举到嘴边吻了吻。

这些描写尽管只是一些可笑的举止和思维过程，却体现出安娜对生命的最后一点乞求和希望。

此时的安娜对人生已无所留恋，但作者并不想草草了结她的一生，而是把她从精神错乱中拉出来，让她走出那幢令人窒息的房子。

来到屋外的大街上，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景物描写如：雨过天晴，闪耀的阳光，光彩夺目的石板，鹅卵石，车轮，铜器等来衬托安娜相对平静下来的“跟在家里完全不同了”的认为死是并非不可避免的心境。

然后又用街上的事物吸引安娜的注意力，使她绝望时最动人的心理活动，在种种事物的启示下，慢慢的辅展开来。

从表面看，引起安娜想像、回忆的事物与她所想的内容关系不大；然而，安娜以特殊的病态心理，将自己的好恶投向了周围一切。因此，她视线下、听觉中的事物都具有了意义：

安娜由面包店想到莫斯科等地的水，由水又想到美好的少女生活；由看到使女的丈夫，意识到要把与伏伦斯基的一切往事全部忘掉；由两个微笑的姑娘想到她们可能在谈论神秘的爱情，由爱情又想到这对自己是一件多么难受卑下的事情，由三个奔跑着的男孩想到再也找不回来的儿子。

这些心理活动是比较平和的，紧接着，作者就让安娜在姑姐家受到多方面的刺激：由听到吉蒂也在杜丽家，想到了伏伦斯基会后悔没有和吉蒂结婚并厌恶自己；由吉蒂不肯出来接待她而感到自己遭人唾弃的处境……

于是，她的心理活动开始逐步激烈起来，在回家路上，安娜第二次陷入了错乱的思维中，产生了一些不连贯的散漫思维活动：

如由认错了人的胖绅士想到自己也不认识自己，由冰激凌竟联想到吉蒂得不到伏伦斯基就要列文；由理发大师的招牌想到要请他来替自己梳头，想像中又忽然吃吃笑起来。

此后，作者用伏伦斯基答复安娜的电报使安娜的情感活动白热化，面对着“十点以前我不能回来”的电报，安娜的“心上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和渴望报复的欲望”，“她从来没有像恨他这样恨过任何人。”

这封电报对安娜病态心理的进一步刺激，使安娜病况加重了，她感到帽架上伏伦斯基的帽子、四壁、仆人们等一切都是厌恶的，并“像千钧重担一样压迫着她”。

此时，安娜的心情达到了最紧张的程度。之后，作者再次让安娜离开那幢房子，去找伏伦斯基算帐。

一路上，在紧张情绪的延续中，作者展现了安娜最精彩的内心独白，寻思万千之后“藉着突然把人生意义和人与人的关系显示给她那种照澈一切的亮光”。

安娜终于明白了，伏伦斯基在自己身上寻找的，只是满足他的虚荣心。随后，一位妇人的话解了安娜今后怎么办的疑虑：她清楚的感到在这个社会里自己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只有死才能摆脱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苦难。

在明白了这一切后，安娜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了，她仇视这个逼她去死的社会，随即仇视映入眼帘和灌入耳中的一切。

最后，作者把伏伦斯基答应回家的信，放到安娜心绪激荡之后交到她手中，但这封信非但没唤起她一丝生的希望，反而加速了她报复欲望的实施；于是，安娜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后，倒向了铁轨。

在这些描写中，无论是安娜的心理活动、行动，还是景物描写，托尔斯泰总能准确地把握住她思想意识的本质特征，抓住各种矛盾对立的心理因素，从剖析人物的各种场合的心理细节入手，再现了安娜心理变化的真实历程。

托尔斯泰利用“心灵辨证法”这一高韬的创作艺术，通过对心理细节状态的精微分析与描写，使得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丰满而立体。正因如此，《安娜》里的心灵辩证过程，也让作品本身具有了动人心魄的伟大力量。

注：文章部分配图选自苏菲·玛索主演的《安娜·卡列宁娜》电影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