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极端天气成为常态，城市如何弹性应对？

当极端天气成为常态，城市如何弹性应对？

在北京几个小区走访调研时，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赵琳发觉，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宏大概念，到居民生活中其实是非常具体甚至琐碎的“小事”。

“夏天热得不能出门”“树木倒伏砸到了自家的车”“冬天出小区门会被冰滑倒”“暴雨后渗水漏水”……她发现，正是这些细节构建起了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小颗粒，同时也切身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但当灾害真正来临时，日常的小事又可能演变为一个个风险点——高温天、树木倒伏、暴雨后内涝的小区、被水淹没的车库和渗水的室内，以及平时不起眼的电线杆和充电插头，此时也可能变得致命。

视角转到更大尺度，面临风险的社区在国内是普遍存在的，基础条件也千差万别。我们发现，无论身在何处，社区和社区中的居民都已无可避免被卷入这一场气候变局中了。

近日，澎湃新闻采访多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共同探讨面对极端天气时，个体观念该如何转变，与之紧密相联的社区可以做些什么，以及城市中的不同角色如何实现协同沟通、精细化地治理城市。

一、当城市面临挑战

我们的城市正面临新的挑战。

继2023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后，世界气象组织6月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至少有一年超过2023年热度的可能性高达86%。据IPCC报告预测，全球平均气温将持续上升，热浪和强降水等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也将持续上升——湖南洞庭湖干旱与洪涝的两极境遇、广东梅州高速深夜塌方、四川雅安泥石流、陕西省商洛突发暴雨山洪致桥梁垮塌、湖南资兴暴雨泥石流......

“以前五十年一遇、二十年一遇的灾害，现在可能提高到十年一遇、五年一遇，发生的频率更加频繁，这种增加的趋势还是加速的。”“卓明信援”创始人郝南盘点今年同类型的灾害说，尽管暂时没有2021、2023年那种特大灾害，但今年气象灾害的密度和强度还是很不同寻常，从今年4月起，广东等地就已经开始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从6月起，全国范围内几乎每天有两个以上的地区正在经历灾情。

在越来越难以预料的天气面前，拥有庞大存量住房和人口基数的城市显得有些“笨拙”，其脆弱性日益引发关注。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安全与防灾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翟国方在“202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之专题会议”上，提到了国内城市应对灾害的严峻形势。

“中国有75%的超大城市、80%的特大城市位于7度以上地震高风险区；有很高的洪涝危险性，我国现有城市657座，均不同程度受到过江河洪水、台风暴雨、山洪泥石流以及局地暴雨等洪涝灾害的威胁等。”

翟国方提到，此外，城市还存在灾害暴露度大，人口、经济暴露度大的特征。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同时城市也是区域政治中心、教育科技中心，一旦发生灾害其影响非常巨大。另一方面，当前城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较低，包括城市防灾能力比较低、应急疏散救援空间比较少、城市韧性区域差异比较大、城市灾害应对横向联动机制比较弱和居民风险意识比较弱。

翟国方从事韧性城市相关研究已有二十余年，见证了国内政策的变更。不过，在政策往下落时，效果不一定理想。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201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2014-2020 年)》；2020年，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

在城市层面，德阳、北京等城市先后编制韧性城市专项规划。但在社区层面，目前国内缺乏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导向的能力建设行动指引。

翟国方注意到，2019年后，相关政策中有关防灾减灾、安全韧性等方面的内容明显增多，关注点也不再单一强调房屋建筑安全，而是转变为对包含建筑安全、基础设施建设、防灾应急管理在内多领域、多层面的关注。然而，在城市体检相关的制度策略、应急预案制定等方面的关注略显不足。

“更新过程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尽管已有应对措施或标准，但未实施到位，或者有了措施和标准，但这些已落后于新形势的要求。”翟国方说，比如超高层火灾和电瓶车引发的火灾便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灾害形式；在工程建设上，类似情形有城市下水道管网建设，现在要求排水标准是“五至十年一遇”，但实际上很难在每个区域实现，再比如城市抗震防灾设防的新标准、城中村改造，也很难统一要求。

另一方面，现有的防灾标准不可能一味升级，当灾害超越设防标准以后，同样需要做好预案。“我们每个部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都很强，但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协同整合能力相对有限，在灾害到来时这种配合上的参差会带来更多损失。”他说，同时，很多关于防灾减灾的规划和培训在一线城市落实较好，但更多地方还没意识到应对气候灾害的重要性。

“无论是气候还是其他宏观政策，往下落到具体社区以及人们的生活中时往往会变成特别纷繁复杂的家长里短，涉及到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生活。”来自能源基金会的姜冰说，从规划的角度来说，落实政策基本单位是街道，一个街道可能有几个小区，或者一个街道只有一个比较大的小区，每个街道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具体一个政策落到街道时会细碎到何种程度，甚至有没有落到街道，都需要画个问号。

二、缺位的气候视角

自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原则以来，我国在相关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气候‌减缓‌旨在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适应的目标则是确保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能够适应已发生和预期的气候变化。这两个对策相辅相成，同时也与城市更新息息相关。

但无论是在抗灾备灾还是城市更新实践中，相关视角仍存在缺位。

在北京房山洪灾现场，郝南和队友们见证了爆发式山洪留下的痕迹——十米来宽的河谷，平时只有涓涓细流，灾后河床下切了5米多；在之前响应过的各种山洪灾害中，也领教过爆发式山洪的威力：“幸存者描述，深夜里浪头涌过来有6米多高。”他回忆，山洪一过，不管是砖瓦房还是水泥房子，三层楼就只留下地面的瓷砖。这是一种超出认知和经验、甚至有些“超现实”的场景。

然而，正是这些会带来创伤的“负面”信息，往往被人们潜意识地排斥，只有一些偶尔形成热点的灾害中的个别事件能被媒体和公众看见，在认知和实践层面，未有经历的社区和居民应对极端气候的经验都是缺失的。

在城市更新工程中，居民也常常成为消极被动的角色。

北规院弘都院中心高级工程师、城市规划专业硕士王虹光提到，这不仅是因为国内很多社区建筑基础薄弱，也是因为目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不充分，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往往照顾不到居民关心的细节，比如阳台漏雨、地下室积水等。往往只有在问题发生后，才会想办法补救。

在国内，很多社区尤其老旧小区在建设时相关标准还未完善，楼体结构相对脆弱，经历时间的打磨，墙体和管道逐渐老化，雨季可能面临漏水等问题，等到高温天气用电高峰时，这类小区又面临着电力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老旧小区多无专业运营管理团队，公共空间和运行模式不够完善，这时如做一些结构加固、外立面整修等更新改造工程、需要共识甚至共同出钱的，便容易陷入僵局。

“过往，可能只需要考虑城市更新，但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此巨大，城市更新不得不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新切入点考虑。”能源基金会策略传播项目主管姜冰提到，因此，城市更新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并有了面向双碳的新目标。

在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在北京三个社区开展了气候适应的相关试点项目。

今年，在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在北京三个社区开展了试点项目，分别是以老年人居多的平房为主的传统街坊式社区a，包含新旧住宅和老年人年轻人的混合式社区b，基础设施较完备，居住群体较年轻的现代商品房社区c。

“如何从‘气候变化’的角度看待社区建设，怎么将应对气候变化加入到城市更新过程中，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过程，也是项目的初衷。”姜冰说，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不算太高，但它可能是在更高层次、能切实改变居民生活的一个理念。“我们希望将城市更新和气候友好城市相结合，找到二者协同发展的路径。”

在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在北京三个社区开展了气候适应的相关试点项目。

在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在北京三个社区开展了气候适应的相关试点项目。

三、找到风险点

正因气候视角的缺位，以提升居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性为目的的科普和启蒙愈发重要，同时，作为减灾行动基本单元和韧性提升关键力量的社区，自身能动性也有待激发。

“社区一定要站在居民的角度，让他们了解到气候和自身的相关性。”翟国方说，人对风险的认知总有侥幸心理，这也是需要提升公众认知的部分，这不是一个纯自上而下的问题，而是上层政策和居民共同发力，需要双方对风险的认识达成一致。

在北京的前述三个社区试点实践中，帮助居民“找到风险点”也是重要一环。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佳燕长期从事城乡规划与社会学交叉学科研究与实践，她带领团队参与了前述试点社区的工作。

刘佳燕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或风雹，往往能放大那些日常中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比如年迈而脆弱的老树、摇摇欲坠的井盖，或是受损、老化的室外电器设施等，将其瞬间转化为归家途中的致命威胁。“我们需要提醒居民尤其是脆弱群体认知到这些风险点，同时要了解作为一个个行动主体来说，他们又是如何认知气候问题和风险的。”

她认为，需从社区和群体这些更精细的颗粒度出发，关注不同地区、人群面对极端天气事件的预防、应对和恢复能力，特别要关注其中的脆弱地区和群体——他们聚集在哪些地方，在社区的居住状况和社区的配套设施是怎样的，可能面临哪些风险。“比如大量老旧小区里的老人孩子、高温天气下的外卖小哥，都属于我们所说的脆弱群体，需要在城市整体环境提升和资源配置中予以重点关注，背后的理念就是‘气候公正’。”

“我们想要根据不同社区的类型，去研究不同社区类型面对极端天气时不同人群的韧性诉求是什么。另一方面，从社区层面考虑气候应对建设指引，也是对现有上位政策的一种回应和补充。”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品牌策划与社区培育中心组的赵琳介绍，2023年起，他们便开展社区气候应对变化能力研究，研究在北京选取了三个典型社区进行调研走访。

赵琳所在的研究团队发现，现有社区气候应对层面，在治理机制、建筑基础设施、居民自主提升应对能力几个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调研走访中，社区居民的诉求更加具体。

赵琳说，在试点的三个社区中，居民普遍感受深刻的问题有“夏天热得不能出门”“相对于前几年更热”，也能明确的说出“全球变暖”这样的名词。有居民提到，树木倒伏砸到了自家的车，冬天出小区门会被冰滑倒，以及墙皮脱落和小区公共空间裸露的地皮风沙太大等问题。类似树木倒伏这样的现象，居民会直接反映给社区，社区也会派专人处理。

在硬性设施上，居民们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建筑、道路等基础设施上。赵琳介绍，调研社区中，存在建筑老旧、管网外露等情况，在极端天气发生后，部分居民反映，会出现建筑渗水漏水、设施漏电等现象。

“我们在对应的社区举办了三次工作坊活动，来的很多都是老年人。”赵琳记得，在中心城区b的活动上，他们遇到了一个八九十岁的奶奶，表述能力强、逻辑清楚，具备气候应对知识，也愿意向大家传达正向的观念，让工作人员们印象深刻。“我们觉得这种有倡议意识的老人，可以作为很好的志愿者和活动引领者。”赵琳说，这类个体自身具备一定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大家也愿意听她的建议，她能把相似共识的人聚在一起做事，是发挥居民自主能动性的一种措施。

四、探索中的更新思路

类似的实践也在上海展开。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可持续生态设计中心主任车生泉教授告诉澎湃新闻，今年他们参与上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组织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联创实验室项目，在南京西路街道和江苏路街道的两个社区做了关于气候适应性的调研，内容包括居民对高温热浪的认知、社区的绿化情况、环境调查和气候风险模拟等，试图探讨社区怎么适应高温热浪，让人能更舒适的生活。

调研团队发现，不同社区的情况有差异，但共同的风险是高温热浪天气对健康尤其是脆弱人群带来的威胁。

“有些社区比较老旧，以老年群体为主，社区在前期规划时也未考虑纳入气候适应性相关内容，所以我们也在寻找解决方案，看能不能在社区做一些公共空间，类似庇护所一样的纳凉的场所等等。”车生泉说，其次老年群体更容易在夏季的高温热浪下突发疾病，他们希望在气候风险预警这块能做更多工作；最后，在未来城市更新中，他们也计划对社区环境做一些适应性技术的设计，包括提高绿化遮荫和通风等。

在气候变化减缓、适应性和城市更新的交叉领域，相关探索一直在进行。在我国，海绵城市早在2014年便被提出，并在国内多个城市实施。

“雨水花园、生态植草沟、透水铺装和生态停车场等，都属于海绵城市的技术模块。”车生泉举例，像雨水花园本身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措施。气候变化的风险之一便是雨洪的不确定性增加，带来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雨水花园一方面可以将初期降雨收集、吸纳在当地生态系统中，减少地表径流，这也降低了城市开发对自然生态过程的影响，实现低影响开发。

此外，地表径流中的污染物也可以通过雨水花园的吸纳，降低对河流污染的机会。不过他强调，大的暴雨洪涝灾害无法依赖雨水花园，还是要通过防洪排涝设施对抗灾害。

赵琳提到，目前，在北京开展的试点项目主要聚焦于社区的治理体系和应急备案系统、基础的建筑设施、居民的自我应对能力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一个社区的韧性。未来，他们希望在传播层面，以上三个点能形成一套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和模式，通过媒体传播。在宏观层面，能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达成三方协作的局面，在基层治理层面进一步畅通社区治理渠道。

下一步，他们计划在社区展开更具体的工作，比如向社区发放简易版本的手册，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告诉社区每一项的不足如何解决、未来有哪些可以被提升的空间；发放社区风险点地图，让居民尤其是脆弱人群知晓极端天气来之时，他们如何规避风险等。

规弘都院中心高级工程师王虹光同样设想，在当前社区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未来他们也会尝试做一系列传播科普工作，例如社区气候艺术节活动等。

在对更新措施的探索中，社区中的街道责任规划师（以下简称责师）、规划师成为了专业且具备桥梁作用的角色。

“责师相当于一个探路的角色。”王虹光说，在政策落实到基层的空白地带，他们可以做出前瞻性的实践，同时又可以将实践反馈到政策。

王虹光介绍，责师需要有一定专业技能，一方面可以摸清社区的基本情况，协同居民的需求，帮助外来技术团队共同推进实践和试点；另一方面，责师可以将实践获得的经验反馈到上级部门、反映到政策中。“比如我们提到的老旧小区改造中缺乏气候变化相应的内容，责师也可以将相关的经验反馈，未来或许就能完善相关领域的政策。”她说。

她介绍，在北京，责师基本是全覆盖的，有些责师会负责多个区域，有些责师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或是某个单位派出的一位专家，他们可以通过搭建平台的方式，引入更多的力量。“现在北京还在推动‘多师协同’，未来可能会出现建筑师、经济师和景观师等不同角色协同工作，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基层的问题，推动项目的更新落地。”

五、社区中的主动性、弹性和冗余量

“社区绝非被动接受规划和改造的客体，而是充满主动意识和行动能力的主体。”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佳燕说，研究者、规划师应秉持扎根社区的理念，通过深入调研、积极互动和协同行动，真诚倾听其声音与需求，精准把握每个社区的独特禀赋、资源底蕴和发展能力，从而量身定制出既符合地方特色又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

“比如我们经常听到气象灾害中的红、橙、黄、蓝四色预警信号，但很少有人能清楚讲出它们的具体含义和区别，以及该采取哪些对应的个体行动。这凸显了专业气象预报传递和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亟待建构清晰、有效的知识传播和认知桥梁。”

刘佳燕说，这种差异性深刻揭示了专业术语和日常生活语言之间的鸿沟——如何让民众真正理解这些专业名词折射到生活中，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在不同情境下采取适宜的应对举措。“所以，构建从专业知识到日常行动的高效传导机制，亟需一套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科普语言体系。

车生泉同样强调了居民参与的重要性。

“技术是理性和机械的，它为当地的居民所接受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化、一体化的过程。”车生泉说，在气候适应性方面，除了项目本身，落点还应该在人身上。“通过提升与居民日常工作生活和健康相关的气候适应性和环境舒适性，他们能直接感受的是这个社区的具体改变。”

另一方面，未来的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增强是一个显著特征。刘佳燕说，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社区规划和更新需要融入更多弹性元素，此外，并非所有建筑和设施都要按照几百年一遇的标准来建造，这背后是高昂成本和资源有限性的双重挑战。

刘佳燕提到，我们需要转向更智慧和可持续的应对策略。一方面，汲取中国传统营城理念中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智慧，强调预防为先，增强城市与环境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积极推广“平急两用”的规划建设理念，确保社区基础设施在平时服务居民生活，紧急时刻能迅速转化为有效的防灾避险资源。例如，日常供居民休闲的小绿地、小广场，在灾害发生时可以灵活转变为临时的避难空间，这需要跨部门、多专业力量从规划、建设到后期运维管理的紧密协作和统筹考量。

除了“主动”和“弹性”，城市的“冗余量”也是时常被提起的概念。

王虹光解释，“冗余量”概念可以被应用在韧性城市中，比如防灾标准以下，我们的城市建筑足够牢固可以防得住灾害，但如果灾害超出了这个标准，城市也不会崩塌。它仍然能留出一定的弹性和余量，在灾害稍微超过一点的时候，城市仍然能够正常运转，提供一些基本功能。

更大的城市尺度上，社区同样可以多做一点，比如打造降温遮阴和急救设施，布置临近的水源，为社区内的老人儿童玩耍时中暑时提供简易的应急救助，而对于户外工作者比如保安、保洁、快递、外卖员以及农民等脆弱人群，也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喝水庇荫的地方，降低他们应对极端天气的风险。

“城市面临高温时，有些人群会选择去商场、地铁站乘凉，本来这些场所的功能可能不是这样的。但它具备这个功能之后，市民也能真正享受到好处。”王虹光说，如果城市的公共空间能形成有机网络，尤其是一些社区的冗余空间被利用起来，整个气候应对能力也会相应提升。

当然，除了一时的创意，社区乃至整个社会需要有一个动力能让这些机制持续发挥作用，当共识渐渐形成，很多互助可以自然而然、不在机制催促的情况下发生。“如果社会形成了这种共识，人和人之间的链接可以互为安全保障，平常可能用不上，但突发情况来临时，这种社区韧性治理会发挥极大作用。”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