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接受台湾媒体采访，表示不在乎定位，谈起出生于大陆的父母

龙应台接受台湾媒体采访，表示不在乎定位，谈起出生于大陆的父母

龙应台（不是胡锡进）

“我不再去管自己定位的事情了。就是说，如果要问我，我的定位是什么？谁在乎呢！毕竟我们都会死，对吧？而且距离死亡越来越近。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进程让你越来越不会在意去思考自己的定位是什么，那都是人死后别人的问题，怎么会是我的问题呢？我当时写作，在不同的时代会创作不同的作品。嗯，那是跟着我自己的生命历程和情感在走。呃，所以其实到现在，海内外都有很多读者说：“龙应台，你再写《野火》好不好？”我怎么可能再写《野火》？我是依照自己生命的历程前行，而不是要去找一个什么定位。所以啊，在我生命的某一历程中，我写《天长地久》，写的是当与上一代对你最有恩情的人即将分别时，你与这种生命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然后对于这个地球，我快要离开人世了，我的身体所剩时间不多了。我如今的生命历程会思考，那么在我还有肉体的时候，我和这尚有生命的大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这本书就是这样一种探索，至于定位，随它去吧！

至于现状，满意吗？当然不满意！比如说表达方式变了，为什么呢？咱们说“狗吠火车”这回事，我对那火车实在没多大兴趣，我对狗的兴趣反而比较大。就是狗对着火车叫，那火车照样跑，根本不理会，没用啊，这没用不是火车的问题，而是狗的问题。是这狗的吠叫声量不够大，狗对于火车的走向，它的感受不够强烈，所以火车才不理它。所以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狗，咱们这些狗。你的内心力量是不是得更强大？所以说我像关注其他事物一样关注这个，以前是关注要做那种叫声很大、对着火车叫的狗，我现在懒得做这事了，我反而觉得咱们作为狗，要注重内心世界的开阔、纯净，还有内在的力量。”

这是龙应台最新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的言论。她是来宣传自己关于田园生活的新书的。

2017年，龙应台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离开繁华的台北，前往台东都兰，开始了一段隐居田园的生活。这一年，她带着简单的行囊，驱车前往台东，开始了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日子。

在台东都兰，龙应台的生活变得简单而纯粹。她住在一个交通不便、甚至没有自来水的地方，每天清晨，她会在鸟鸣声中醒来，推开窗户，便是满眼的绿意和清新的空气。她开始与土地、山林为伴，脚踏实地地感受自然的节奏。她学会了辨认各种植物和昆虫，观察它们的生长与变化，甚至与蛇为邻，逐渐克服了对蛇的恐惧。

龙应台在田园生活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她不再关注都市的喧嚣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是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自然和生命的思考中。她与当地的原住民交往，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生活的智慧。她学会了尊重自然，理解生命的多样性。

隐居田园的日子里，龙应台的写作也发生了变化。她不再局限于社会批判，而是更多地关注自然生态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她的文字变得更加细腻和温柔，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自然的热爱。她用自己的笔记录下田园生活的点滴，也向读者传达了对自然和生命的深刻思考。

这段隐居生活，让龙应台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她从自然中汲取力量，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满足。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回归自然，或许是一种寻找内心宁静和生命意义的途径。

龙应台又谈起了父母。龙应台与父母之间的亲情，是她文字中永恒的主题之一。她的父亲龙槐生是湖南人，母亲应美君是浙江人，两人在1949年迁到台湾。在龙应台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爱与支持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她的母亲应美君，曾为了支持她读大学，与丈夫据理力争，最终让龙应台实现了大学梦，在《目送》中，她写道：“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生活中，香椿不仅仅是一种植物，更是她对母亲和故乡的深情寄托。她曾在花市偶然看到一株香椿，虽然它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她却毫不犹豫地买下它，因为她知道，这株香椿承载着母亲对故乡的回忆。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和对情感的珍视，体现了龙应台对父母的深情和对家族记忆的尊重。而“蚂蚁上树”这道菜，则是龙应台对父亲的怀念。她的父亲是湖南人，喜欢吃辣，而“蚂蚁上树”这道菜则是母亲用来安抚父亲情绪的美食。这道菜不仅代表了父母之间的感情，也承载了龙应台对父亲的思念。通过这些细节，龙应台的文字不仅仅是对生活的记录，更是对亲情的深刻感悟和表达。

龙应台提到，她通过与原住民的交往，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困境和社会不平等。她呼吁人们关注这些被忽视的群体。龙应台认为，现代社会中老年人面临着孤独和健康问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为老年人找到更积极的生活方式。她表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关注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她希望通过写作和生活体验，探索人类与自然、社会的关系。

笔者对于龙应台就是喜欢不起来。只是报一下她的最新消息。她越长越像大陆的某位主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