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占林副司令：为了两挺机枪我带人玩命

董占林副司令：为了两挺机枪我带人玩命

摘自董占林《军旅春秋》

秦皇岛老照片

从1942年秋天开始，日寇在中国冀东地区开始了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他们调集日军、杂牌伪军46000余人，对冀东大举扫荡。敌人在长城以北地区实行聚家并村的政策，将公路沿线易于控制的大村定为集团村，即“人圈”。强迫群众迁入这“人圈”之中，制造了西起古北口，东至山海关，东西长700余里、南北宽80余里的“无人区”。日寇在“人圈”周围构筑工事、碉堡，以隔绝我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不让我军有立足之地。

铁庄位于秦皇岛西北面的近郊区，鬼子在村子的西北头修了一个20多米高的大炮楼，炮楼外边围着铁丝网，还安有电动警报器，炮楼的功能是守卫敌弹药库、监视我地下工作人员和侦察员的行动，盘查来往行人。

敌人认为铁庄离秦皇岛很近，有情况立即可以增援，吹嘘铁庄“牢不可破，固若金汤”。据点里的鬼子和伪军对老百姓任意打骂，敲诈勒索。

根据侦察，铁庄这个炮楼由敌警备队守卫，警备队长武田和班长等人为日本人，副班长以下十几个人是伪军，编为两个班。其中有一个副班长叫赵连元，是穷苦人出身，早在1942年就受到过我地下党员的教育，后来，又成为我们在敌人据点内部的情报员。通过赵连元，我们知道这个据点有两挺轻机枪，两门掷弹筒，十五六支三八大盖步、马枪。我和大家商量，这是老虎嘴里的肥肉，虽然这块肉不好吃，但还是值得一搏。经过长期筹划，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智取铁庄，把这个据点拔掉。

摄于1946年5月，作者在原热河省古山战役后留影。时任辽西纵队十六旅四十八团副团长

冀东十二团团长曾克林、参谋长王珩、政治处主任程陆天听了我的汇报，非常高兴。1944年，十二团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还没有从日寇手里缴获过机枪。程主任听说我能搞到两挺机枪，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要是真能弄来两挺机枪，我就负责给你嘉奖！”

我从侦察连找了几名老侦察员，仔细分析了敌情，提出了具体意见：拔铁庄这个据点，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因为一旦枪响，秦皇岛和附近据点的敌人便会三面夹击，我们插翅难飞。

而智取也要保证不能有枪声。我们特地制作了两把锋利的大斧头，打算由伪军副班长赵连元接应，深夜摸进据点，首先出其不意地悄悄干掉敌人的岗哨，尔后进入鬼子睡觉的屋子，用斧头砍死鬼子，迫使伪军投降。

9月下旬，我挑选7名精明强干的侦察员出发了，由抚宁县以北渡过洋河，于1944年9月28日到达北戴河以北石炭庄一带，找到了我情报站东站的站长赵俊丰、副站长薛振东同志。在炕头的油灯下，我与情报站的同志把智取铁庄的行动计划研究了一宿，快天亮时才休息了一会儿。

9月29日吃了早饭，我们就按计划向铁庄方向走去。这时我的心情很沉重，一面走着一面想，怎样才能干净利落地消灭铁庄的敌人？我给曾团长讲了大话，要是轻机枪弄不到手，怎么向团首长交账？我心中暗暗想，就是死了，也要设法把铁庄据点里的机枪搞到手。

走着走着，天色变了，起风了，而且越刮越大，东边天空的那朵乌云横行起来，不一会儿便遮满了天空。接着，乌云便低低地下沉，雨和雪花从乌云中掉下来，和风一起呼啸着，迷濛了又低又黑的天幕，天和地融成了一体。

虽然遇上了风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但我们仍然满怀着参加战斗前的兴奋，甚至觉得老天爷降下雨雪是特意掩护我们安全行军呢！

到下午2点，我们来到了大旺庄。再往前去，约八、九里处，便是铁庄，不能再走了，要等到天黑以后再向铁庄运动。这时，我和同志们都饿了，我打了一个手势，几个侦察员便立刻心领神会，我们在村子里各自买了几个烧饼，大嚼起来。这时，雨雪停了，路面上铺满了行人的脚印，几条狗懒洋洋地跑过。我一边吃着烧饼，一边思考着接近铁庄据点后的行动方案，以及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及其对策。

我的烧饼还没有吃完，秦皇岛情报分站站长王林清从铁庄方向跑来向我报告。当时，我是冀东十二团的侦察参谋兼侦察连长，也是滦河以东地区的情报总站的站长。王林清对我说：“据关系人赵连元报告，铁庄另一名伪军副班长陈世和今天结婚，下午到秦皇岛市内大饭馆里请客，这是端掉铁庄据点的最好机会，请董参谋快下决心。”

我连忙问：“几点开始喝喜酒？”

“下午4点。”他回答道。

“鬼子去不去？”

王林清说：“去。”

我说：“那就更好了。”

我向王林清布置道：“你赶快去等着赵连元接应我们。一定要设法让鬼子去市里喝酒。可以对鬼子说，‘没有皇军去参加婚礼，那婚礼就不热闹。’鬼子见有喜酒喝，一定会去的。再就是尽可能地多带一些伪军去！”

我们商量好行动计划，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向侦察员和情报东站正、副站长赵俊丰、薛振东等同志，详细交代了行动计划和注意的问题，并告诉大家，原来是打算夜间行动的，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得马上行动，不能等到天黑了，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极好的机会，趁敌人赴宴之机，白天乘虚而入，智破铁庄据点。

稍做准备，我们就出发了。这儿是敌占区，到处是汉奸、特务。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分散行动，不走大路走小路，很快就赶到了铁庄北边5里地左右的涂庄。

在秦皇岛市的饭馆里，婚宴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赵连元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将鬼子灌醉了，其他伪军也都迷迷糊糊地还在大吃大喝。这时，赵连元一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就装出几分醉意，放下酒杯，由其他伪军找来一辆人力车，把赵连元送回了家。赵连元回家后，急忙和他的朋友褚振华一块来到涂庄。

赵连元见到我们分站的同志，气喘喘地说：“快，鬼子和他们(指参加婚礼的伪军)现正在城里的饭馆里大吃大喝呢，赶快行动吧！”秦皇岛情报分站站长王林清等同志，立即在赵连元的引导下，一溜烟闯进了铁庄据点。

据点里只留有一个伪军站岗，他见是副班长赵连元带着一些人来了，也没有注意。赵连元进到值班室里，假装口渴，叫那个伪军去弄水喝，趁机破坏了全部通信联络和电动警报设施。接着，赵连元和同志们扛起了两挺机枪、两具掷弹筒、五支三八式大盖马枪、两支三八式步枪和一箱掷弹筒炮弹、一箱子弹，逼着那名伪军士兵也跟他们一起扛着枪，迅速离开了铁庄据点。

看见赵连元他们搞到武器出了铁庄，我就带着侦察班急忙上前接应。大家扛着武器向西北方向跑了十五六里路，才歇了一口气。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我们看着太阳把紫褐色的光线涂在遥远的天际，心里好像洒满了金色的光辉，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正在这时，秦皇岛和上庄坨的敌人分三路向我们追来，枪声骤起，情况变得非常危急，如不快速抢占西边的山岗，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遭到敌人的夹击，把刚刚弄到手的武器让敌人夺回去。于是，我们十几个人扛着枪、背着弹，拼命地往西北方向跑。敌人在我们的背后紧紧追赶，不停地向我们射击。

我们一面跑，一面向追击的敌人还击。没有多久，我们就都跑得精疲力尽了，有的同志跑得吐了血。在这危急关头，我喘着粗气，大声地鼓动大家：“同志们，为了抗战的胜利，就是我们中间的大部分同志都死了，只要还有活着的人，就一定要把弄到手的武器扛回部队去，咬紧牙关，快跑、快跑！”

天渐渐黑了起来。夜晚，这可是我们八路军的天下！任凭你鬼子伪军再多，我们也不怕了。我感到胜利在握了！

这时，我叫跑在最前面的两名侦察员和赵俊丰同志先爬上一个小山头，用缴获的机枪向敌人射击。此时我临榆县大队发现敌人追击我们，也主动从翼侧痛击敌人。敌人追击的速度减慢了，我心里也就踏实一点了。因为秦皇岛西北方向40多华里处的山区，就是我们的根据地，只要进了山，敌人就不敢冒然追击了。

进了山，我们还是不敢停下脚步，又连夜走了30里。这时候，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在一个山坡上隐蔽下来。我立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走，要求团首长派部队来接应我们缴获的武器。

到了手的武器可不能弄丢了。我们在村外地里挖了几个大坑，把武器埋在里面，上面盖上高粱秸、玉米秸。初冬的庄稼地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高粱秸和玉米秸，这样藏起来，谁也找不到。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没有痕迹，这才放心，同大家一起回村子休息去了。

情报站的同志对这一带的地形、社情非常熟悉，他们告诉我说：“附近的村子情况复杂，为防止万一，天亮后最好不要出村行动。”

于是，我们就在村子里隐蔽了一天。

第三天下午，曾克林团长派了团特务连的一个排来，我们把武器挖出来，交给他们送回了部队，这时我才算松了一口气。

几天后，我带着其他同志作了休整，并研究部署了情报站下一步的工作，也回部队去了，把智取铁庄的战斗经过向团首长作了汇报。团首长通令嘉奖了我们，团政治处还奖励我200元钱。我觉得仗是大家打的，我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次战斗任务，是情报站和随同我一起去执行任务的侦察员共同作战的结果，这个荣誉首先应归功于他们。我把组织奖给我的200元钱，用100元交了党费，将另100元送给了侦察连改善伙食。

赵连元同志为这次战斗胜利立了功，我把他分配到情报站当情报员，继续负责山海关、秦皇岛方向的侦察情报工作。日本投降后，他随部队出关，到了东北。1945年底，他当了二十二旅六十五团的副连长。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当了这个团(后来改为二十三师六十九团)的迫击炮连连长、一三四师炮兵团副团长、一三〇师炮兵主任。1964年转业到贵州省工作，后任林业厅副厅长，现已离休。

作者简介：董占林，1923年11月8日出生，祖籍河北省涞水县西水北村，籍贯北京市房山县镇江营村。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194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团战士、班长、测绘员、排长，第16军分区侦察参谋、连长、县大队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辽西纵队22旅65团副团长、16旅48团副团长、东北第8纵队23师69团团长、四野45军134师400团团长、四野45军教导大队大队长。

1952年至1954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2月任54军130师副师长、师长，1966年2月任54军副军长，1969年任陆军第11军军长，1979年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1980年任陆军第47军军长，1980年12月至1990年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88年授予中将军衔。1982年当选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7年当选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2年当选全国八届人大代表、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曾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西藏平叛和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著名的黄土岭战役和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和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仗广西平而关战役。一生参加并指挥过上百次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