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工资最低的副国级领导：一个农民出身，一个成为大老板

两位工资最低的副国级领导：一个农民出身，一个成为大老板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人的经历十分传奇，一位是普通农民，一位是纺织厂女工，两人都是草根出生，竟然一跃成为共和国副总理。

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两人成为副总理后，依然拿着很低的工资，生活习惯也和原来一样。

陈永贵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名长工，5岁那年，家里揭不开锅，父亲就把他寄养在大寨的一户人家，从此他成了大寨人。

陈永贵长大后，为了填饱肚子，只好去地主家里干活，干的都是十分繁重的粗活，经常挨饿受冻，但他的身体却没被压垮，反而练得身强力壮。

陈永贵脑子十分聪明，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还喜欢帮助穷人，慢慢成了穷人里的头头。

解放后，陈永贵一家人经过努力，家庭条件越来越好，有十几亩地和一头牛，成了村里的典型。

村里为了帮助村民扶贫，建立了“好汉组”，组里都是有实力的青壮年，基本每户都有大牲畜。

那些没有大牲畜的农民向陈永贵商量，陈永责带领条件差的农民成立了“老少组”，经过一年的努力，“老少组”每亩收获的粮食竟然超过了“好汉组。

农民们对陈永贵的能力十分赞赏，村支书贾进才也非常佩服陈永贵，决心把大寨党支书的位置让给陈永贵。

贾进才经常说：“我只会说干，脑子没有陈永贵好，也不如陈永贵会说。”

陈永贵觉得自己入党的时间不长，当党支书不适合，于是贾进才到处游说，并找到区委书记和区组织部长商量，领导们认为，贾进才也是好干部，一时犹豫不决。

贾进才并没有放弃这个决定，每次开会都会讲述陈永贵的才能，把大家都说服了，于是陈永贵当上了大寨党支部书记，而贾进才成了他手下的得力干将。

1952年，中央号召各地建设合作社，当时昔阳县刚刚办了两个小型合作社，情况并不太好，由于陈永贵的坚持，县领导同意让陈永贵在大寨实验性地办一个合作社。

第二年合作社获得了大丰收，并向国家卖了3500斤余粮，由于农民们留的口粮少了，很多人家的口粮不够吃，农民们产生了怨言。

县里得知这个情况后，想给合作社返回一些粮食，但陈永贵拒绝了，并带领农民们继续辛勤劳动，终于收获了新粮，度过了难关。

农民们都十分认可陈永贵的硬汉精神，于是在他的带领下，大寨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沟沟，变成了富饶的粮仓。

1956年，中国兴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大寨成立了高级社，连年获得丰收，成为山西省的先进典型。

1963年8月，大寨经历了特大洪水，七天七夜的暴雨，村里很多房子倒塌，地里的苗几乎全毁光，这一年经历了两次风灾，还有苞冰和霜冻，黄土地上满目苍夷。

县里决定救济大寨，但陈永贵拒绝了，并提出不减少粮食产量，不要国家一分钱。

陈永贵带领农民们拿起铁锹和扁担，日以继夜辛勤劳作，竟然向国家交了24万斤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6万斤，创造了奇迹。

大寨的突出表现，获得了山西省委领导的注意，陈永贵在省农业劳模大会上介绍大寨的经验时，展示了自己绝佳的口才，引起了全省极大的轰力。

年底，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清一参观大寨后，激动地表示：“陈永贵虽然是农民，但他身上有强大的魅力，有非凡的指挥才能。”

1964年3月，毛主席到达邢台时，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工作，讲述了陈永贵带领大寨人修田造地的事迹，毛主席非常高兴，并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

毛主席71岁生日时，邀请了周总理等人到家里参加生日家宴，并郑重介绍了陈永贵，他笑着对陈永贵说：“你是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

1967年5月，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陈永贵被请到他身边，两人亲切握手，大寨也成了全国学习的典型。

陈永贵官职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除了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外，还兼任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

1975年1月，陈永贵赶赴北京参加第四次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总理接见了他，并认真地说：“这次找你，是要安排人大的事，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

陈永贵顿时愣住了，他连忙推脱：“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当不了副总理啊！”

周总理严肃地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要服从安排！”

这次会议上，陈永贵被推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陈永贵坚持不迁户口，也不愿意拿国家的工资。

在担任副总理的5年多时间里，陈永贵依然拿的是大寨和昔阳县里的工资，所以工资并不高。

平时陈永贵在公共场合出现时，依然是一副农民打扮，头上围着头巾，非常接地气。

陈永贵被称为“布衣宰相”，人生经历十分传奇，同样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吴桂贤。

吴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县的贫苦农民家庭，10多岁时，就在远方姨妈家里打杂。

1951年，13岁吴桂贤参加了西北国棉一厂招工考试，但由于体重不够，只好在兜里放些石头，并谎报了年龄，才勉强通过。

1958年，吴桂贤在职工业余学校完成初中学业，第二年由于工作出色，调入闻名全国的“赵梦桃小组”，担任党小组组长。

在工作期间，吴贤桂一直是劳动积极分子，曾多次评为标兵和劳动模范，分别担任咸阳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委员会委员，常委等职。

1969年，吴贤桂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1974年8月，吴桂贤作为工人代表来到北京开会，周总理找吴桂贤谈话：“有大任务，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

吴桂贤大吃一惊，连忙拒绝：“不行不行，我干不了。”

周总理表示：“许多事情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会的，我这个总理也是在工作中学会的。”

在四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吴桂贤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纺织部、卫生部和工青妇，她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理，也是最年轻的副总理。

虽然当上了副总理，吴桂贤坚持不拿国家工资，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76元的工资。

吴桂贤平时的生活十分简朴，每次政治局或国务院开会时，都只喝白开水。

服务员好奇问道：“吴副总理，你为什么不喝茶？”

吴桂贤笑道：“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

那时干部们开会喝茶都要交茶叶费，吴桂贤能省则省，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时，她也会按照规定交餐费。

由于担任副总理期间的费用很多，吴桂贤的工资相形见拙。

吴桂贤和陈永贵一样，没有完全离开原单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两人实行“三三制”，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原单位，其余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

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吴桂贤还是觉得很不习惯，多次申请回到西北国棉一厂。

1981年5月，陕西省委有意把吴桂贤安排到妇联或省总工会工作，但吴桂贤坚持留在西北国棉一厂，担任党委副书记。

回到厂里的当天晚上，吴桂贤也不愿休息，马上就上起了夜班，完成了工作任务。

1988年4月，深圳副市长朱悦宁带队到陕西考察时，深圳外贸集团副总经理李瑞龙提出要去西北国棉一厂参观。

李瑞龙见到吴桂贤后，说出了此行的目的，极力邀请吴桂贤去深圳发展。

吴柱贤表示：“我50岁了，又不是大学生，恐怕干不了。”

李瑞龙等人却说：“你有经验，我们要的就是你。”

吴桂贤在丈夫的鼓励下，决定去深圳，担任鸿华纺织印染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生产管理工作。

吴桂贤来到深圳第一天和公司总经理会晤，第二天就千里迢迢飞回了西安，在陕西待了10天，为公司招了技术骨干108人，带头买菜做饭，安排住宿等事无巨细。

公司刚开工时并不顺利，很快遇到合格率不高、坯布短缺等问题，吴桂贤把产品合格率提高至98%，并亲自前往新疆等地采购坯布，由于领导能力出众，半年后升任董事长。

鸿华纺织印染公司是几千人的大公司，在吴桂贤的领导下，利润稳步增长，吴桂贤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老板。

陈永贵和吴桂贤的经历极有传奇色彩，两人不平凡的人生和时代命运紧紧相连。

当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他们的角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依然尽职尽责保留初心，没有改变勤劳淳朴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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